邓海南

　　在科学史上，伽俐莱奥·伽俐略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巨人之一。科学上的巨人，是传记作家的好材料，却未必能成为戏剧家的题材。但是伽俐略不同，他不仅在科学技术上有着一大堆重要的发现与发明，还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卷入了严酷的政治斗争。他先是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否定了被教会奉为思想支柱的地心说；后来又在教会的巨大压力下表示悔罪，违心地否定了由自已用科学方法证实了的真理。他的悔罪是在教会迫害下的无奈之举，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当他跪下悔罪完了站起来的时候，嘴里却在轻声地说着：“可是地球仍然在转动！”
　　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伽俐略，引起了剧作家的兴趣。于是在戏剧舞台上，人们看到了两个伽俐略。一个是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作于1938-1939年间的《伽俐略传》。这部戏在八十年代曾由黄佐临执导在国内上演过，戏剧结尾时那个伽俐略啃吃烧鹅的情景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引起我思考伽俐略的是我不久前才读到的美国剧作家贝利?施大为(Barrie．Stavis)著于1942年的《午夜明灯》。这其实也是一部《伽俐略传》，只是剧名不同。作为施大为的代表作，曾在东欧和前苏联等十个国家上演过，并在八十年代初拍成电视剧在美国上演。这两个剧本，布莱希特着重表现的是伽俐略面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人生状态；而施大为着重表现的则是科学家与教会之间的思想交锋。而这两个戏剧的核心事件，都是伽俐略的悔罪。戏剧是表现冲突的艺术，如果没有宗教法庭对伽俐略的审判，恐怕两位戏剧家不会从众多科学家中选出伽俐略来作为他们剧本的题材。
　　两位剧作家风格不同，这两部戏写法自然也不同。但两部戏所选取的时间段却完全相同。伽俐略生于1564年，死于1642年，活了78岁。两部戏剧都选择了1609年到1633年这个时间段。这是伽俐略生命中最为重要一段时间：从他意气风发地把他最重要的发现展现给世人始，到他痛苦地在宗教法庭上悔罪止。
1609年，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师和威尼斯大兵工厂的技术处长伽俐略，经过十七年的苦心研究，并从荷兰人制造的光学仪器中受到启发，向威尼斯共和国呈交了一项新发明——望远镜。这是历史上第一架能放大32倍的望远镜。伽俐略借助望远镜，发现天空的若干现象可以证明哥白尼的宇宙说。他首先观察的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亮。他看到了月亮上的山脉，看到上升的太阳照着山峰，使它们变成金黄色，而周围的山谷则一片黑暗；他接着看到了亮光从月亮上的山峰移到了山谷。在此之前的天文学告诉，人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一颗星；而月亮只是一颗星，不可能是有山、有谷的地儿。而他所看到的和两千年来天文学的全部见解背道而驰，但事实就是如此。伽俐略告诉人们：地球和月亮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天体，是数千个天体中的一个。从月亮上看地球，就跟从地球上看月亮一样，在太阳的照耀下，地球也会像月亮那样发光。
　　还不到十年以前，有一个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罗马被活活烧死，他的名字叫乔尔丹诺?布鲁诺。
　　所不同的是，布鲁诺并未亲眼看到，而伽俐略用望远镜可以让人们用自己的肉眼去证实。从1609年到1610年，伽俐略利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宣布了一系列发现：银河由大量恒星集合组成；木星有四个卫星；土星有光环围绕；他还观察到了金星的相位变化和太阳黑子。
　　望远镜的发明对人类的思想进步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人的思维是随着眼界的打开而开阔的：只有当人们看见了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只有当人们看清了原来没见过的事实，他们的思想才会产生巨大的震荡，才会拆除那挡在视野边缘的藩篱，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这让我想起了1978年到1979年的中国，1978年前的中国人就相当于1609年前的欧洲人，我们没有望远镜，我们思想的边缘就是肉眼所及的边缘。而随着望远镜的出现，一切都改变了。中国人的望远镜就是打破了闭关锁国政策的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这架望远镜里，我们越过壁磊森严的高墙一下子看清楚了整个世界。“改革开放”这架望远镜真是功不可没，没有它，中国人就看不明白世界风云，也就走不出自己的“地心说”。
　　在施大维的《午夜明灯》中，他对当时人们在望远镜前的表现有着生动有趣的描写——有三位教授，一位数学教授，一位天文学教授，还有一位神学教授，在望远镜面前，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矛盾。他们心里装的是教会一直灌输给他们的地心说，不仅仅是装着，这个关于宇宙形象的理论已经和他们的血脉融为一体；而他们的眼睛却在望远镜中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他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神学教授说，在天上只有七颗行星!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的，我可以给你看他的书上是怎么说的。
　　数学教授说，七颗，就是七颗!不多也不少!世界是建立在七这个数之上的。
　　哲学教授说，亚里士多德不会有错。
　　伽俐略说，你们那漂亮的逻辑推理会使我承认只可能有七颗行星存在。可一旦我亲眼目睹这些行星，我想任何理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扫出天外。当你们通过这架望远镜亲眼看到了十一颗行星的时候，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于是神学者说，那我就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数学教授说，有十一颗行星存在，这是和常识的原则矛盾的。
　　而哲学教授说，亚里士多德是我的生命——我在课堂上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你却在要求我完全背叛我的整个生命。
　　伽俐略说，那你们宁愿要我毁掉望远镜罗?在太空那边有不少荒原，而人的智力领域里也有不少荒原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和征服。和我们一道来吧，我们是可以开辟新天地的。
　　但是教授们不能够。他们或者拒绝观看，或者视而不见。既便是从望远镜里亲眼看到了能够证实日心说的天象，也仍然要坚守地心说的阵地。因为他们一贯的信仰，也因为他们要保有既得利益；而信仰和利益，有的时候在有些人那里，其实是一个东西。
　　可伽俐略对自己的望远镜充满信心。他认为教会本身，红衣主教们和主教们都会看到新的行星，金星的变象，月亮的山峦。他们将会给他盖章批准，用他们的权威来支持他，他就可以打消保守的人们的疑虑。他相信逻辑与理性的力量，他认为他谈出他的看法，罗马会倾听并理解的。于是他去了罗马，让更高一级的人物通过他的望远镜去观看他发现的事实。
　　1616年，梵蒂冈研究院罗马学院承认伽俐略的发现。罗马学院的天文学权威克拉维乌斯长老和其他天文家们认真审核了伽俐略的天文新发现，得出的结论是：符合事实。伽俐略似乎已经赢得了胜利。
　　但差不多就在同时，罗马教会宗教法庭却把哥白尼的著作列为禁书。这意味着，从望远镜里观测到的事实并没有打动教会。虽然他们的眼睛从望远镜里看到了一个新的宇宙，但是他们的心灵依然固守着那个旧的宇宙。因为教会对人们心灵和对世俗事务的统治，是建立在旧的宇宙观上面的。
　　在施大为的剧中，伽俐略和宗教审判官红衣主教贝拉明有这样一场对话——
　　伽俐略说：我所要求的是教会能够正式亲眼目睹一个科学证明。这又在什么地方妨碍了我们的教会?
　　贝拉明说：从科学方面来考虑是次要的。你的学说正确与否我并不关心。我仅须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天体说被推倒，而你的天体说得以建立，这将会给基督教义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答案将是：基督教真理将会被毁掉!你将会使属于整个宇宙的教会，变成无足挂齿污泥一块的教会，使它消失在太空之中。你认为我在夸大其词吗?广大的人民从小受到教会的熏陶，而你的学说会使他们感到受了欺骗。贬低和玷污，他们的思想会发生激变，异教思想，背叛行为，无神论将普遍流行，你就会搞一场精神革命。
　　贝拉明的话对伽俐略的震动并不亚于伽俐略的发现对教会的震动，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内心里掀起了一场激战。
　　贝拉明问他：你更加珍视哪一个，是你暂时性的科学呢还是你那永恒的属于主的灵魂?
　　伽俐略说：不，要加以选择的不该是这个。首先由教会承认这个观念，这该是教会的永久光荣。亚里多德的体系是错误的，而我的体系才是正确的。
　　贝拉明的回答是：凡是与灵魂拯救有关的地方，会都会教导说，在那儿没有绝对真理。判断某件事真实程度要看它带来的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不怎么样，教会的长老要我们信奉亚里士多德的天学。如果我们现在加以改变，世界就会面临混乱，以说，不可能有改变。
　　在剧中，红衣主教贝拉明带着仁慈、安慰的同情，对伽俐略说：你听过训诫，你愿意服从并放弃你的法吗?
　　贝拉明与伽俐略的这次精神碰击，是圣托马斯?阿奎以后最伟大的神学家和伊萨克?牛顿之前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一次重要交锋。因为权力在贝拉 明那一边，伽俐略做了妥协。因为真理在伽俐略这一边，贝拉明也网开一面，因为他毕竟从望远镜里看到了真实的天象。他告诉伽俐略：做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发表意见的权利是有限度的，但在规定的条件之内尚有一定的自由。他给了伽俐略一份备忘录，里面明确规定了伽俐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伽俐略能做的，是可以把他的学说当做假设来提出，因为教会愿意让数学家和科学家在智力上有发明和创造；伽俐略不能做的，是把这个学说做为事实向广大的人民传播，因为这将威胁到教会的统治。
　　1623年，在沉默了八年之后，伽俐略继续进行他对禁区的研究。其原因之一是前宗教审判官红衣主教贝拉明已经去世，而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继任为新教皇——乌尔班八世，这位新教皇既是伽俐略的朋友，也是一位科学家。他曾经在伽俐略的望远镜里亲眼见到过能够证明日心说的天文景象。
　　随后十年，伽俐略的学说在民间得到传播。1632年狂欢节期间，意大利许多城市的同业公会甚至选择天文学作为狂欢节游行的主题。
　　但是，1633年，宗教法庭下令召伽俐略前往罗马接受审判。而主使者就是伽俐略的老朋友、数学家、前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现任教皇乌尔班八世。
　　开始的时候，教会的皇帝和科学的大师还能够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伽俐略向他回忆起许多夜晚他们曾一起研究过天空，看到了那非凡的自然景象。
　　而教皇则说，我们怎么懂得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呢?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表面现实常是幻觉。他还说，在信仰问题上，我们要求的是学习的人，而不是批评的人。你不可能在信仰问题上随心所欲地思考或争论。
虽然观点不同，教皇起先并没有对伽俐略采取粗暴的做法。但是随着伽俐略的学说在民间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之后，乌尔班八世不得不动用罗马宗教法庭来对付伽俐略了。
　　在监狱里被关了二十三天之后，这一年6月22日，伽俐略在宗教法庭悔罪，宣布放弃他的地心说。
　　布莱希特的《伽俐略传》中，没有直接描写伽俐略怎样在宗教法庭上悔罪，而是用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在等待他是否悔罪的消息来表现这一事件，那一场面写得极为精采和动人——有一个消息传来：伽俐略先生将于五点钟时在宗教法庭的一次会议上悔罪，宣布放弃他的学说。对公众宣布伽俐略何去何从的方式是圣?马库斯教堂的大钟。如果钟声敲响，说明伽俐略已经悔罪；如果钟声不响，则说明伽俐略仍在坚持真理。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心情极为矛盾地在等待那一时刻。如果伽俐略不悔罪，他将被判刑，很可能要步布鲁诺的后尘；而如果伽俐略悔罪，他们心中信念的山峰将在导师的变节行为中轰然倒塌。
　　五点钟过去了，钟声没有响起。他的学生们互相拥抱，感到幸福无比：
　　他顶住了!
　　他不放弃他的学说!
　　这就是说，用暴力，不行!暴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说，愚蠢被战胜了，它是不可侵犯的!这就是说：人不怕死!
　　要是他背弃他的学说，那么早晨仿佛又要变成黑夜了。
　　只因为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说“不!”就赢得这么多的胜利!
　　但是，就在几分钟之后，圣?马库斯教堂的钟声轰然鸣响，这意味着伽俐略已经悔罪。他的悔罪辞是这样的——
　　“我，伽利莱奥?伽俐略，佛罗伦萨的数学和物理教员，宣誓否定我曾经教过的、说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在它的位置上静止不动，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静止不动的等等观点。我本着赤诚之心与纯真的信仰，宣誓否定并诅咒所有这些谬误和见解。”
　　伽俐略悔罪的行为大大地伤了他的学生安德雷亚的心。他说出了一句话：
　　“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但是伽俐略也说了一句话：
　　“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这两句台词，是布莱希特这部戏的最重要的台词。所含深意足以让观众久久咀嚼。是啊，一个人敢于用生命去捍卫真理，是人格的光辉；而一个国家如果硬逼着人不得不用生命去捍卫真理，则是这个国家政治的黑暗。
　　伽俐略没有布鲁诺的勇气。他的悔罪是违心的。
　　他明知自己正确，却要宣布认错。他为什么悔罪呢?
　　布莱希特的剧中给出的原因是恐惧，因为宗教法庭对这位七十岁的老人以刑具相威胁。但是后来，伽俐略在对他悔罪行为的忏悔中，却认为如果他坚持下去，教会未必会真的对他用刑。那么除了对用刑的恐惧，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施大为的剧中，还给出了一个在布莱希特的剧中被忽略了的原因，那就是伽俐略既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珍视自己的基督教灵魂，不愿意看到自己被革出教门。他在 回顾往事时这样痛苦地表白：
　　“我一辈子需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我的《圣经》，一样是我的望远镜。我把两样东西都给背叛了。我把手放在《圣经》之上——对我的科学发了假誓!”
　　伽俐略悔罪时的心情是极为痛苦的，他的心在呼号着：“主啊，求您听我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信仰与理性两者之间的会合地点在哪里?难道人的思想只能在信仰的前提下谦恭地接受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就不允许理性提出个为什么吗?我说，一个人如果抽去了理性，让位给上天的启示，那么他便扑灭了二者的光芒。帮助我，神啊，赐给我一个衡量真理的尺度吧……地球确实在运行!”
伽俐略悔罪了。而地球在运行着。
　　在施大为的《午夜明灯》中，还有一个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那就是在专制的宗教法庭对伽俐略的审判中，竟还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对于取材严谨的剧作家来说，我想这不是杜撰，而是有着史实依据的。
　　在由教皇亲自主持，另有十二人组成的宗教法庭中，因为教皇本人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竟然有三个人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其中包括教皇的侄子红衣主教弗朗切斯科。当红衣主教博尔吉亚问教皇：“陛下要我们签字，伏望教皇陛下赐教您为何反而不签?”
　　教皇是这样回答的：“你们和我都同样知道，如果我在上面签了字，那就会使未来的天主教会权威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我们已经宣布地球运行说是错误的，而且是违背《圣经》的，目前这样说是最好的。不过，罗马教会不是一个只存在一天或一个世纪的机构。可以设想，如果有朝一日伽俐略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异教徒们便会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一个绝无错误，说话具有权威的教皇竟然在一份假文件上签字。我们这批教会卫士必须把这一个未受损害的机构传给我们的继承人……然而，必须使伽俐略沉默下去!这是宗教上的当务之急!假定仅只本法庭签署的文件被证明有误，而绝对无误的教皇则不会牵连进去，罗马天主教的后代会表明，是本法庭的人员犯了错误，但作为机构，却没有错。”
　　对此，红衣主教博尔吉亚说：“我们不是红衣主教，我们只是仆从。您让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只不过是希望我们为您掩盖错误而已。”他折断了羽毛笔。红衣主教弗朗切斯科说：“在这件事上，我要根据良心办事。作为宗教法庭的一员，我对外将保持缄默——可是在这里，我却要发言。正如我们现今谴责苏格拉底的法官那样，我们的后代会谴责我们迫害伽俐略。”他折断了羽毛笔。
　　红衣主教扎基亚说：“伽俐略的作品将永存下去。而谴责他作品的我们这些人却永无光彩。”他也折断了羽毛笔。
　　这让我想起了文代大革命中中共九大对刘少奇的缺席审判，在举手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只有一个叫陈少敏的党员没有举手。而在我一向认为是铁板一块的罗马教会中，在一共由十三个人组成的宗教法庭中，包括教皇在内竟有四个人没在对伽俐略的判决书上签字，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对于教皇乌尔班八世，你可以说他老奸巨滑，也可以说他深谋远虑。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心里明知伽俐略的学说是正确的，却要组织对它的审判，确实有他的苦衷。在以真理卫士自居的教会那里，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并不是真理，而是权威。权威才是他们的真正上帝。
　　施大为在1942年写《午夜明灯》时，显然对历史上教皇乌尔班八世对伽俐略一案留下的那个活口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1983年，罗马教会正式承认350年前宗教裁判所对伽俐略的审判是错误的，正式为伽俐略平了反。
这时候的罗马教会，和那时候的罗马教会已今非昔比，它的权力在世俗世界中已大为缩小。在后来数百年间被伽俐略证实的学说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但是地心说的被超越和望远镜倍数的一次又一扩大，并没有导至基督教毁灭，只不过使它退回到了只管理人们心灵的领域。而且伽俐略以后的大科学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依然还是虔诚的基督徒。这说明了什么呢?无论如何，罗马教会能够正视它数百年前犯下的错误，总是值得称道的。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权力对思想犯下的错误比比皆是，是不是都要等到三百五十年后才能改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