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命 的 消 亡

黄 敏

　　曾经很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来，我一如既往地喜欢写作，为它可以通宵达旦、思绪万千，把自己折磨成一个快乐的黄脸婆。明知高手如云，新手辈出，不见得自己这辈子会有多大建树，却一如既往，一条道走到黑。那种心甘情愿，是像一个女子为孕育一个孩子愿舍弃一切一样悲壮的。虽然这条路走得有些随性，算不得刻苦勤奋，亦不愿逼迫自己写不想写的文字，更不见有多大建树，但文学回报给我的思考的愉悦让我心存感激。
　　最近“女性文学”的说法频繁见诸报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宣告２１世纪将是女性的天下，一个女性走向自由、独立的“她世纪”已经到来。不管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文学的女性化倾向确实引人关注。其实文学中有种普遍的气质，那便是阴柔——像星云一样，潮湿和模糊。而且很多作品出自男人之手：纳博科夫的迷乱，卡夫卡的惶恐，普鲁斯特的忧郁，川端康城的虚无。这来自文学的心灵呓语，抚慰着人之为人的悲剧之痛。
　　在商业文化日盛的今天，“文学”已是一个非常羸弱的字眼。世俗的力量无比强大，以至于有时将自己剖成两半。世俗的从众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嘲笑视内心写作为莫大幸福的我，这样做是虚妄，逃离现实，还是为了更真实地生活？
　　然而，千百年来，女人除了相夫教子，怎么可以野心勃勃企图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呢？女人本身便是被创造的艺术品，被鉴赏、品味和评判的。是天使，小甜心，是筹码、装饰，而不是鲜活的欲望的主体。事实上，差不多连女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把自己当作了男人的点缀和附丽。而如今女性空前自由地参与到社会的各个前沿了，女性写作忽成汹涌之势恐怕正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禁锢的突围和抗争。毕竟真正自由的道德选择，不是来自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契合内心的道德自律。女性解放自己和人身进步完善是殊途同归的。
　　今年６月，《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曾与我们交流说：什么是文学？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们的生活有了问题，就有了文学。文学是永远不必担心消失的。因为有生活就永远有困惑。那时我就想，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女人本身就是问题。“身为女人”的现实处境是生存的矛盾和问题所在。问题和矛盾纠结的地方，正是文学产生的地方。对于有智性的女人，这些问题魂牵梦绕，是赶也赶不走的。她们仍然渴望在现实的汪洋中泅渡理想，对内心的呼喊和困惑有个明确的应答和交待。
　　文学是宽厚的。圣母一般，慷慨接纳所有人的加入。但圣母是智慧的，她不会让多余的人掳走多余的一分。她喜欢寂寞又真性情的孩子。你不舍弃她，她也是不忍舍弃你的。眼看着男人们大多不堪生活重负，忙着挣钱营权去了，文学能疼爱的，大概只有和她一样善感真诚的女人了。
　　倘若这样，做一个与文学有缘的女人，也是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