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嘉来 整理

　　时间：2004年11月5日
　　地点：杭州紫光阁茶楼

　　潘嘉来（杭州市作协评论创委会副主任）：今天杭州市作协评论创委会在这里举行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我请亚雷为本次座谈出一个讨论的话题，亚雷出的题目是：小说之迷。那么我们就谈谈这个话题。
　　孔亚雷（青年作家）：小说之迷，有两层意思，首先是热爱小说，迷恋小说，其次是迷惑，阅读与创作中的迷惑，或者说是开心与绝望，就我个人而言，最开心和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在写小说的时候。小说的话题是很宽广的，关于某本小说，关于某个小说家，大家可以随便聊。
　　夏烈（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文学评论）近段时间参与了《西湖》杂志“本期新锐”栏目的工作，《西湖》开辟这个栏目就是要将浙江青年作家的作品呈现给全国的读者。浙江青年小说创作的群体力量从全国的范围来说也是较强的，其中不乏写作观深刻的作家。现在看来，可能可以将这个群体分为两类人。第一类是把写小说当做一种工艺来看待，或者说当作一种手工活、玩艺儿，强调的是制作。他们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故事讲得非常好，文本很精致。现在这样的人有不少，他可以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但他有这个智慧来玩一玩，有写作的愿望。这一类小说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读的，但写作毕竟是一个社会化的行为，我觉得作家对社会问题要有关注，小说本身还有一个层面是不能不涉及的，就是社会问题最终要归结为心灵问题，人的本能、欲望、可为与不可为、你的人生观等等，最终是要落实到心灵层面的，当然，小说在涉及心灵时它所呈现的是故事。有社会关注同时又有心灵关照的小说，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前面说的第一类小说我也很爱去读，而后面所说的这类小说，它有一种担当，它没有抛弃文学的本质，它关注社会的痛痒，触及社会的现实以及现实与人的心灵照面。现在粗粗的分，可能是可以把写小说的人分为这样两类的。
　　王千马（《青年时报?杭州杂志》主笔）：我想谈谈文学的困境与焦虑。写小说是我初中时的梦想，现在越来越像是一个空中楼阁了。像孔亚雷，你老婆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然后可以辞职去写小说了。
　　孔亚雷：谁车子有了？
　　王千马：我一直在构思两篇小说，但只是构思，发现自己没法写，也没有时间写。我知道有一位作家，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家”，后来从南京跑到福建，又从福建跑到北京，给张艺谋写《英雄》写《十面埋伏》，他们也坐不住了，开始写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时候也是生活所迫。现在文学已经被边缘化和商业化了，你不能不承认文学已经不再是主流了。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作为记者，我们采访作家就比采访娱乐界的明星要容易得多，因为作家也在寻求认可。有些作家为什么闹得这么厉害，就是想跳出来，想被社会认可，有些作家已经不再是文化明星了，成为了娱乐明星。在文学的大环境并不理想的时候，有一些作家，比如孔亚雷，还能坚持走自己的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对孔亚雷一直是很敬佩的。
　　但是，现代社会渲泻的方式是太丰富了，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可以不再需要虚构的东西了。比如作为媒介，当我们需要去报道某个乡村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真实的去写就足够生动了，真实的写作我觉得比你虚构的乐趣要大得多，在这一方面，媒体的力量已经足够大了。作为孔亚雷，我觉得你是对媒体没有足够的信心，换言之，媒体没有能够实现你的梦想，所以你就回家去写小说，去写你的虚构故事。
　　夏烈：我觉得孔亚雷的小说到是并没有这种野心。
　　王千马：总之，当文学被现实整得七零八落的时候，还有人能够安心地坐在家里写作，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在初中时候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作家，现在却混成了一个小记者，这也是生活所迫。学中文的，都容易做文学梦，文学毕竟是高尚的。
　　邢未（浙江经济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我在电台主持音乐节目，有时候也会接触一些作家，谈到“美女作家”之类的话题。在电台的节目单里，像过去很受欢迎的广播剧这样文学性的节目已经很少出现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的一点是作家的作品往往会让人觉得很难进入普通市民的生活，有一种被供起来的感觉。我也曾与夏烈谈过，是否可以在周末做一档生活类的文学节目，把一些好书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推荐给听众，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以一种通俗、通透的谈话方式告诉听众，某一本书中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等等，使听众在了解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故事的同时，能够介入一个相对更高一些的生活层面。
　　夏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问题是对那个现身说法的人会有较高的要求。我觉得自己还不是那个现身说法的人，我到是想做第三者，就是对现身说法进行评论，或者说是一种互动。比如介绍一位上海作家的作品，我们是否可以从海派文化谈起，谈一谈三十年代的上海，上海的某一条街，某一种文化现象，如老底子的月份牌什么的。这样就有可能会抓住听众的听觉，他会觉得有意思，愿意听。佛家说：方便法门，最方便，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方法，可能就是最好的方法。现在新闻都有多种说法，杭州电视台就有“阿六头”说新闻。
　　王千马：我很同意夏烈的观点，就像一些高明的足球评论员，他不是就球说球，他不谈足球的技战术，而是与你谈足球的社会大背景，谈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谈足协与俱乐部的矛盾；谈球员、教练、裁判员的个人故事、家人的情况等等，这些东西就有很多人爱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小说中融入音乐的元素、影视的元素、喜剧的元素呢？这样做起来，我觉得才好玩。
　　邢未：比如小说中某个特别精彩的部分，就可以做成短小的广播剧的形式。
　　徐兵（杭州美达广告有限公司策划总监）：文学确实已经被边缘化，或者说处于低谷。我觉得文学自身可能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直面市场的自我推动，我以为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也是需要推广的，如果我们能够将文学作品像商人推广产品一样地去经营的话，我相信文学的影响力与地位就会不断地提高。当然，首先东西有好，就是你的产品要好。我们在做文学的时候，同时也要考虑文学推广的工作，这可能是诗人和作家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我是在广告圈子里混的，自己又热衷于写作，我觉得文学应该两条腿走路，就是创作与市场。我自己也很想做一些文学推广方面的工作，只要策划得好，我相信是可以将纯文学与严肃的文学作品成功地推荐给大众的。现在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一个健全的文学推广的代理人制度，缺少这样一个机制，操作的规范没有，是否可以借鉴国外或者其他行业的一些做法呢。比如，可以引入民间的资本来推广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企业在文学推广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品味和知名度。
　　：我觉得文学现在最缺少的是中间起桥梁作用的一个层次，我们不缺纯文学的作家，也不缺少流行与娱乐类的写手，所缺的是沟通纯文学与大众的推广人才。大家都在说自己喜欢流行文学，而流行正是一个推广的过程，没有推广如何能够流行呢？文学也需要有一个中介，包括写的人，包括媒体：报社、电视、电台等。要培养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专门进行文化的推广工作。
　　潘嘉来：今天还有来自浙江大学200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4位女同学，我们请同学们介绍一下当前学院中文专业学生的想法与状态。
　　梁泽心（浙江大学200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说心里话，我们真的觉得不知将何去何从，不知道自己学的专业会有什么用，将来该去干什么？
　　龚小萍（浙江大学200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青春。说到文学，学校里现在大家更关注影视，关注一些有画面感的东西，那些更多时尚元素的文学作品会更受欢迎一些。
梁泽心：学中文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当时中文系招生的分数不高，有些人进入中文系并不是自己的愿望，进了中文系后又有了惰性，不想再转系。问题是有很多同学不知道自己学的专业会有什么用，中文系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那种人？
　　潘嘉来：中文系并不培养作家，就像美术学院不培养画家一样。严格的说，学院并不直接培养艺术家，只是传递相应的技能和文化信息。
　　王千马：如果我是报社的领导，我决不会招中文系的毕业生做记者，我宁愿要其他专业的学生，比如学理工科的学生。
　　孔亚雷：你这种说法也太绝对了，幸亏你还不是报社的领导，否则对中文系学生的打击就太大了。
　　潘嘉来：请亚雷来谈一谈他现在的状态。
　　孔亚雷：我觉得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是到银行工作的那一段，当时写得很多，心情也比较舒畅。后来到了报社反而感觉不好了，虽然从事的工作与文学更靠近了，但对我来说，报社专刊部和副刊的工作是枯燥乏味的，那个地方缺少营养，而营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两句话特别好，一句是：可遇不可求，另一句是：有得必有失。我以为这两句话有生活的真谛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又离开报社回到家里去写小说了，总之，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生才算得上是成功的人生，我觉得快乐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
　　潘嘉来：今天的讨论很热烈，也很充分。“小说之迷”这个话题很好，当亚雷告诉我这个话题之后，我也想了一想。小说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独立身份？文学的源头是诗，东西方都不例外，但中国诗与史很早就分离了，孔子晚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删《诗》，一件是作《春秋》，中国的诗与史在那个时候就分开了。诗成了纯文学的东西，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诗的本体已经很清晰了，这是文明的标志。因为希腊、欧洲和一些游牧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诗与史是混而不分的，他们的纯文学发生的就比较晚。欧洲到了莎士比亚的时候才时兴十四行诗，那就比较晚了。唐是诗的天下，当时已经出现了志怪小说，但不是主流。宋是词，词其实就是歌词，是可以唱的，像蝶恋花、菩萨蛮都是音调的名称，只是曲调已经失传，歌词以文字的方式传承了下来。与诗相比词就不是那么纯了，它有音乐的功能在里面，诗也有音乐性，但诗的音乐性只通过语言和文字本身来体现。元是曲，曲与戏有关，就是杂剧。宋元还出现了话本，是说书人的底本，话本与小说可能是关系最近的了。明清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其实也是为说书人准备的底本，故事的起伏节奏完全符合说书人的商业性要求。据报道，施耐庵的后人仍生活在南通附近的乡村里，仍有施姓的说书人能说全本的《水浒》，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样看来，中国小说的独立身份可能是在五四时期才确立的，那时广播电视还没有普及，小说就成了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品。今天的主流媒体是电视，当然就会有不少的作家去为电视剧写剧本了。总之，文学也是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消费对象，只是各时期的花样不同罢了。把小说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看，就容易看得明白一些，有些事也就容易看得清楚了。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座谈形式很好，在商业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大家能够坐下来谈一谈文学的话题，本身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希望在各位的支持下能够将这个文学论坛坚持下去，谢谢大家！（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