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忠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知识渊博，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司马谈的著名论文《论六家要指》，以洗练的文字分析了阴阳、儒、墨、名、法五家的长处和短处，又说道家只有长处没有短处，文中强调以道家学说为主综合各家长处，说明他是崇尚黄老思想的，而且已经意识到统一的时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司马迁后来能够吸收各家之长，是与司马谈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司马谈又将司马迁带到长安，向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司马迁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从京师出发，一路风尘仆仆，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达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有病不能跟随，留在洛阳。刚从西南出使归来的司马迁匆匆赶到，病危的司马谈拉着他的手嘱咐说：“我们的先辈本是周朝的太史，功名显赫，后来才衰落了。难道要把祖业断送在我的手中吗？我死之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一定不要忘记我想要完成的著作啊。孝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使父亲得到光荣，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天下的人为什么称颂周公，就是因为周公记述了文王武王的功业。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典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岁（年）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埋头于《太史公记》（《史记》）的编撰工作，完成了包括《景帝本纪》在内的若干《本纪》、《世家》、《列传》的写作。
　　但李陵投敌事件的发生，几乎毁了司马迁的一生。李陵乃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年轻时曾任侍中、建章监，这是亲近皇帝的侍从之职。他精于骑射，谦恭下士，在当时公卿中有较好的声誉。汉武帝认为李陵有其祖父李广的遗风。大约是为了验证李陵的胆略，武帝曾命李陵率八百骑，前往居延一带观察山川地形，为以后作战积累地理资料。李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勇敢机智，巧妙地避开了匈奴军队，顺利完成任务而归。武帝大喜，升他为骑都尉，让他率领五千精兵，驻守酒泉、张掖，一面训练军队，一面监视匈奴的动静。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统领五千步兵，深践戎马之地，抗击匈奴数万之众，杀敌累累，一时满朝上下，无不欢欣鼓舞。不想李陵最终寡不敌众，加之没有后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只得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朝廷里的文武官员，也异口同声，纷纷谴责李陵的背叛行径。只有太史令司马迁对这种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的作为颇多不屑。当汉武帝问他对李陵的看法时，他说：“李陵率领的步兵不满五千，长驱直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敌军，杀伤敌人无数。单于震怖，几乎调集倾国之兵围而攻之，而李陵身先士卒，沉着应战，转战千里，最终矢尽道穷，后援无望，士卒死伤枕积，勇士们依然争相杀敌，拼死搏斗。李陵能使士卒如此效力死战，虽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失败，身陷贼巢，但他摧毁杀伤敌人的丰功伟绩，亦足以昭示当代，流传千古了。他之所以没有死，推测他的意思，大约是想保全身躯，伺机立功，以报效朝廷。”据司马迁后来写给任安的信中所说，他虽然曾与李陵一起，在武帝身边任侍从之职，但一个是将门子弟，一个是“近乎卜祝”的史官的儿子，志趣和道路都不一样，也不曾有过“衔杯酒接殷勤”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在司马迁的印象中，李陵却不同流俗，是个“奇士”：他侍奉父母极其孝顺，结交朋友很讲诚信，为人疏财仗义，礼贤下士，而且更有一种奋身报国的宏大志向。所以司马迁一直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况且作为人臣，为了国家急难，不顾身家性命，慷慨受命，深入危险境地，这已是非常奇伟的举动。由于孤军深入，无有后援，李陵失败了。司马迁不满朝中那些畏敌如虎，只知全身躯保妻子之辈散布流言，挑剔李陵的短处，所以力排众议，试图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的这番话，认为他是谎造谬说，为李陵辩解，弦外之音是诋毁贬低其时正与匈奴作战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拐弯抹角地批评自己，于是下令将司马迁下狱审理。次年，即天汉三年，李陵投降匈奴之事得到确证，武帝族诛了李陵全家，又迁怒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或以宫刑免死。但家境清贫的司马迁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赎罪，而亲戚朋友又都远避不加援手，因此只得接受“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是一种割掉男性生殖器、仅次于死刑的最重的肉刑，在汉代量刑时适用于一切刑事犯罪。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打击，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文王被囚演《周易》、孔子困厄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作《国语》、孙子膑脚修《兵法》……等古圣先贤在逆境中发愤有为的事例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述往事，思来者”，竭尽余生著述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4年的囚禁生活，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终于出狱，这时他大约50岁。专制的武帝对司马迁的才华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头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直称《太史公》。汉代人所说的“史记”，一般泛指古史，特别是先秦史。《史记》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用名称，开始于东汉末年，以后就沿用下来了。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到班固写《汉书》时，据说已缺十篇，我们今天读的《史记》，有些篇章是经过后人补作的。究竟缺哪十篇，班固没指出来，缺的篇目又由谁补作的，至今也已很难确认。
　　《史记》的纪事，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例有机组织而成，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挈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小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淮书”等等。其中尤以“平淮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宋代史学家郑樵说：“（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又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的确，从班固《汉书》以下的二十三史，都承袭了《史记》所创造的体例。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廖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中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公元前475年）、迄秦二世（公元前207年），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至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
：“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谋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发展观点和辩证观点；这个朴素的辩证观点不仅可以从“物盛则衰”、“见盛观衰”看出来，更可以从“时极而转”看出来。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佚，惟《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史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在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指出其蔽有三：一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二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三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于今而言，班固所说的司马迁的缺点，无不正是其进步性所在，因此，《史记》才会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