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学种

　　又到清明时节，没下雨，好一个艳阳天，我回故乡扫墓。年过半百知天命，对生死的观念自和早年间不同：既看得平淡，“生寄死归”，人生之必然也；又觉得浓烈，常常会在梦间，甚至醒时，恍然映现逝去多年的亲人们的音容，在心里和他们默默地对话交流。
　　离故乡近30年，老家已无上辈亲人，只剩下一座空宅和几穴先人的窀穸地，就不是每年清明都回去，而是有空加上想去了才去——所谓的“想去”，也只是一种感觉。凭着“感觉”去扫墓，就往往不够虔诚，甚至有点异化：与其说是祭祖，不如说是趁此机会回故乡远足踏青。也是，对我这个生于山野长于地垅的人来说，都市住得再长久，还是习惯不了它的嚣喧和繁华，于是便有意或无意地把回故乡当作弃离嚣喧的最好途径。感谢啦，故乡山间的清风和陌野的泥香，总能消殆我身上哪怕再多的劳顿，抚平我心中哪怕再多的皱褶。
　　但今年的回乡扫墓，我却是虔诚的，虔诚之外，心里更有一种特殊的企盼，或者说是寻找，寻找一种久藏于心的什么东西。所以，在拜别村后山上父母、祖父母的坟墓后，我又前往前山，去探望一个我不曾见过，却似乎早已熟稔的先人的坟墓。
　　是在离村二里山路的岩下山，再过去就是奉化地界。凭着记忆中的路径，不说披荆斩棘，至少也是在柴丛中摸索着，好不容易，我来到那座墓前。
　　坟老了，82年了！宛如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慈祥又安然地端坐着在松林间。那块十几年前新竖的墓碑，仍然显目地矗立着：
　　徐原详先生之墓
　　碑石是凉的，我心里却袭过一股温热，也打开我孩童时的记忆。当年，父亲带我们来扫墓，他是那么虔诚地跪拜如仪，接着父亲就说起他12岁那年给他外祖父送葬时的情景，说有上万人自发送葬，从镇上到这里，整整七里路都挤满了送葬的队伍。
　　接着我又寻找另一座墓。就在旁边，很低矮，匍伏着，要不是前面那块用同样低矮的小小的水泥墓碑，也许会让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土堆：
　　徐承志同志之墓
　　两座墓碑相距五步，里面躺着两个不同时代的人，都姓徐，一个“先生”，一个“同志”，两人的事迹都记载在《鄞县志》里。
　　曾外祖父徐原详先生的名字两次载入县志。最早是在民国23年的《鄞县通志》里。那时的鄞县包括宁波城，不像现在是宁波市包括鄞县。这部县志人物传的“义行”条目内，用400多个字记载了徐原详的事迹。由于是文言，好多字电脑打不出来，恕我在此略去不录。好在1996年新编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鄞县志》“人物传”的“徐原详”条目，是在旧县志的基础上撰写的：

　　徐原详（1851——1923）谱名学涛，字原祥，以字行。鄞江镇光溪村花窗门人。自少奋于艰难，经营商业，在宁波开“裕成”棉布店。一生立义树信，至老不衰。辛勤所积，稍有余资，就一意务义于乡里。乡子弟有贫困无法就学者,其即上门走访，馈送资金供学生读书。又出资设立“培才学堂”供邻闾儿童入学，待学堂教师如上宾。故为师者人人感奋，“培才”学生的事业成就超过他校。尤关心家乡水利，每每筹划、捐资兴建水利工程。后隆村在鄞江上游，樟溪边上，每年山洪暴发，村舍被毁。徐原详勘察其地，了解山洪为害原委，遂拿去五百块银洋，对后隆村人假托说：“有某君关怀此地暴流毁民屋，非改流不可，某君出资五百，望村上倡导改流。如资金不足，我原祥也可资助若干。”后隆村民感泣，遂合力迁流固堤，水患为之平息。其捐资而不望留名高风被人知悉，后隆人纷诵其德：“徐先生真长者也。”其他如修桥铺路、栽树造林、救济灾民、扶助贫困等公益事业，无不尽心毕力，虽倾家资而毫不在惜。徐原详自奉俭约，又崇尚节俭，教诫家人子弟清苦俭朴。又废迷信，戒淫祀，禁赌博，查吸鸦片；积极倡导女孩子读书，不许族人女孩缠足；种种善举不可胜数。其声名事迹远播，为县内著名乡贤之一。老年时剖析所蓄资产若干份，子女、戚友、闾邻、培才学校各按比例分得，人们谓其虽是商人而有儒行，风格高浩。其70岁寿诞时，大总统徐世昌赠书“急公好义”之匾，此匾制成两块，一挂培才小学，一悬徐氏宗祠。其逝世时，族人乡民送殡队列长达7里，情景感人。其神位配祀于它山庙。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一位受徐原详培养和影响而成为革命家的事迹时，称徐原详是“宁波的一位著名慈善家”。

　　县志里所载我曾外祖父的事迹，我从小就听祖母和父亲说过。父亲说起他的外公时总是面带敬意，仿佛向我们介绍他非常崇敬的一个历史人物。祖母讲到她的父亲时却平淡得多了，好像在说她的娘家旧事。但说着说着，她常常会面露蹙容，不愿再叙说下去。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祖母忽然深深地唉叹一声：“唉！你太外公做人做得太好了！害得我们徐家……”我诧然：徐家怎么啦？祖母的娘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解放后倒也不曾受苦遭难啊！祖母沉默良久，才说：“徐家没有后人啊！”我明白祖母所说的后人是指男性子孙。和几乎所有祖母这一代人总是重男轻女一样，祖母内心深处很为她娘家后人中没有男继承人而抱恨终身。但我不明白，这怎能归结于太外公做人做得“太”好了？祖母又一声长叹：“这是命啊！上天耽怕他的后人会不争气，坏了他的好名声，所以才……唉！”我记得当时我是那么地震惊，震惊之后我安慰祖母：我不是他的后人吗？我也会做个好人的！祖母果然笑了：“好，你也做个好人吧！——可你不是徐家的后人，你是我们金家的。”
　　多少年之后我都记得这一情景，4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深深地感动，为祖母，也为祖母的父亲徐原详先生。
　　正如县志所说，徐原详“自小奋于艰难”。他早年失怙丧恃，10余岁就到宁波一家棉布店当学徙。他勤奋好学，至诚待客，受到老板器重，20岁就升为“阿大”（即经理）。由于他经营有方，店里生意兴旺，他个人也增了收入，在家乡鄞江镇购置了一些地产和房屋。富了，但他不图享受，一心做好事善事。除了县志中所记关心水利外，又热心公益事业。他出资在镇上设立“义渡会”，“消防会”。每有空闲，他到处勘踏探察，哪条路不好，哪座桥需要修理，哪处堰岸有点松动，哪个道口该造个凉亭，让过往客商避雨歇脚喝口茶水，他都慷慨出资。他自己却省吃节俭用精打细算。每次从宁波回鄞江镇家中，他都脚穿草鞋，身背雨伞，60里路程步行回家。不但自己节衣宿食，他对子女也非常严格。两个侄子在宁波读书，回家时也不许乘车坐轿，一律步行，说是锻炼他们的意志和毅力，恐其变成大少爷。
　　多年后我常常想这一问题：近代中国商人中为什么“宁波帮”的生命力那么强，历经百年而不衰，至今仍享誉海内外？或许有人会说宁波帮精明能干啦，他们大多靠自身奋斗起家啦等等。这固然也对，但难道别地商人就不精明不能干？别地商人就不是靠自己而是依赖别人才发家，或者是富了发了家再去从商？我总觉得关键在于财富观。浙东一带的“宁波商帮”在发家之后通常都能居安思危，他们不造毫宅，不建园林，不求生活享受，而是扩大积累和再生产，以求更大的发展。这多少有点类似韦伯在《新教论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那种以新教为代表的有别于“前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主义精神”。
　　宁波商人发财后普遍也愿意做好事，造福桑梓，“修桥铺路造凉亭”之外，更多的是热心文化教育。他们通常自己文化不高，却不附风雅；投资教育，却不“投身”教育，自己只一心经商，赚了钱让真正的“儒”们去办教育，培养后代。该上帝管的让上帝管，该凯撒干的让凯撒干；和尚念经，秀才读书，各有其道。这种传统历经久远，直到后来的包玉刚、王宽诚、邵逸夫等人。使甬地重教育重科学精神，蔚为大观，且硕果丰硕，乃至甬籍两院院士之多在全国名列前茅。
　　近一个世纪前的徐原详先生，论财产不算显赫，但他献身教育的热情一点不让巨富。他文化不高，却终其一生把兴学作为第一要务。听我祖母说，她娘家徐姓家族子孙世代务农,太外公经商跑码头后，眼界扩大了，深感没有文化之苦。他从“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而引发为“家族虽贫学堂不可不办”。于是变卖地产房产，自己出资办起了鄞江镇上第一所新学校——“培才”学堂。正如县志里所说，这所小小的学堂影响很大，直到我读中学的六十年代，“培才”在当地仍显名声。“培才”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优秀人物。包括那位被斯诺采访，写入《西行漫记》的徐承志。
　　斯诺采访徐承志是1936年，地点在陕北吴起镇。这个西北小镇被斯诺称为当年陕西苏区的“工业中心”，有一家红军的兵工厂。出于一个出色的西方记者的职业敏感，斯诺对几位从大城市来的技术人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一位留学日本，来自上海的36岁的工程师，一口宁波口音，却用英语接受他的采访。《西行漫记》第七章《去前线的路上》第三节，斯诺写道：

　　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这位被斯诺称为“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朱作其，真实的姓名叫徐承志，到陕甘根据地后改名朱一之，“朱”是红色，“一之”喻统一，以红色统一中国。但被美国人斯诺记音为“朱之一”，颠倒了。我不知道胡愈之译的最早的《西行漫记》的译本是如何记这个名字的，我看到的是著名的甬籍翻译家董乐山译的本子，由于谐音，又把朱之一译成了“朱作其”。
　　现在还是恢复他的本名吧。1996年《鄞县志》“徐承志”条目这样记着：

　　徐承志（1900——1989）：原名徐诚炽，又名朱一之。鄞江镇光溪村人。初入家乡小学，后到宁波工业专门学校读书，1916年毕业。曾赴日本求学。因中日关系恶化，罢学回国。其从小学至留学全部生活及读书费用都由同族祖辈徐原详资助。他常以徐原详急公好义精神激励自己，决心为国为民不懈努力。　　　　1918年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教员。1922年入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动力部设计师。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在杨树浦电厂任技术负责人。1925年参加“五卅”示威游行，发动杨树浦电厂罢工，推动了上海五卅运动的开展。建立了电厂第一个工会，任工会负责人。并在电厂中发展党员，代表中共区委出席党支部成立会。1927年3月工人起义胜利，上海市临时政府成立，他被推为上海市总工会直属的市政总工会负责人。“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指示他离沪避难。翌年潜回上海专心著作，编写的《工程图学》一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颇有影响。1933年作为上海中华铁工厂等厂顾问工程师，并参加上海职业界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6月，他受党组织派遣率领5名技术工人支援陕北中央根据地，任红军供给部工程师，协助叶季壮部长工作。　　……
　　斯诺采访他时，徐承志刚到陕北不久。他是这年的6月到达保安，受到陕北各界热烈欢迎，也受到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接见。
　　朱作其即徐承志在回答斯诺他为什么参加革命时，说要追溯到我的太外公徐原详。这里又有一个翻译上的小误会。斯诺笔下徐原详为徐承志的“祖父”。其实是同族叔祖（宁波人称“叔公”或“公公”），徐承志是徐原详的族孙辈。英语中没有“叔祖”一词，故被斯诺记为“祖父”。但我理解而且相信，徐承志也是从心底里把徐原详这个同族叔祖当作自己“敬爱的祖父”的。
　　徐承志的故事，我也听祖母说起过。他出身贫苦农家，家境困难无法上学，太外公就亲自上门劝他父母，让他免费读书，并资助他家庭费用。“培才”毕业后徐承志考取宁波甲种工业技校，又由徐原详承担全部费用。1916年工业技校毕业后，直赴日本留学，所有费用仍由原祥资助。
　　县志所载徐承志后来的经历是这样的：
　　
　　1937年，即斯诺采访他后的第二年，他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因患吸血虫病，陕北又缺医少药，由朱德批准让他回上海医治。治病期间，他动员中华铁工厂丁古等3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自费购买4台机床转辗送到延安。1940年，他到桂林开设活塞环厂，筹划抗日经费。其间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委托，掩护党的秘密交通机构和电台。1944年因日军逼近桂林，他转移到贵阳重建工厂。建国后，他捐献了在贵阳的工厂，先后在唐山发电厂、北京电力设备厂任总工程师、华北电力公司顾问。作为我党早期党员，论资历和革命贡献，他享受到副部级待遇。

　　徐承志是在徐原详去世的那一年1923年加入共产党的。他是上海电力系统第一个党员，也是鄞县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1923年全国只有400多个党员。不知道当时在上海的徐承志有否回家参加他恩人的葬礼，那一万多人长达七里路的送葬队伍中有没有这位刚加入（或即将加入）的共产党员的身影。
　　县志中所说那块“急公好义”的匾额，是在太外公去世前三年，他70大寿时的事。寿诞很简单，却收到在当时来说很特殊的礼物：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嘉奖，奖品有勋章、奖状以及两块匾额。匾额上款为“原祥先生惠存”，中间正文“急公好义”四个朱金大字，落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敬赠”。县志中说两块匾额当年“一挂徐氏宗祠，一悬‘培才’学堂”。其实一块挂在培才学堂也即徐氏宗祠门口，另一块却是悬于鄞江镇最大的神庙“它山庙”的大殿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它山庙”旁的鄞江中学寄宿读书，寝室就在改装过的庙大殿里。祖母听说后就感慨而得意地说到那匾额的事。感慨是因为这匾额如今不知去向。得意却是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为那匾额是大总统赠她父亲的；二是为曾经被悬挂在神圣的“它山庙”大殿上。
　　“它山庙”得名于庙旁边的一条叫它山堰的堰渠。这座建于唐朝的它山堰，和都江堰、秦国渠、白渠一起，同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庙就是为纪念它山堰的建造者，当时的鄞县县令王元玮而建。王元玮是山东人。但一千多年后的鄞县人没有忘记他，鄞江镇有一条“王元玮路”，《鄞县志》也把他写进“人物传”的“外籍人士”篇中：
　　王元玮 琅琊人，唐太和前后在世，太和七年（833）以朝议郎出任鄞县令，为人俭约敦朴，为官清廉刚正，以勤俭诫游惰，以诚实崇孝慈，境内贪暴者敛迹，孤独者有依。上任之年，考察地形，修筑它山堰，使鄞西七乡数千顷田地得以灌溉。乡民念其功德，立祠以祀。南宋乾道间，赐其词庙为“遗德”即今它山堰旁之它山庙。
　　难怪祖母那么看重那张匾额曾经挂在“它山庙”大殿上。
　　另一张挂在徐氏宗祠门楣上也即“培才”学堂门口的匾额，当然也早就不知去向。但几年前我回故乡时路过那里，看见也挂着一块匾，也是“急功好义”四个字，落款却是沙孟海。我开始怀疑是有人冒名而作，经过打听才知道，确实是沙老的手迹。其来历也很有意思：竟是徐承志的儿子，遵他父亲生前所嘱，约请同是鄞县人的沙孟海写就后，由村里制匾挂起来的。我这才知道，沙孟海的弟弟，曾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的夫人，解放前夕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和徐承志的夫人是孪生姐妹。她们的母亲也就是当年在宁波、上海担任地下党联系员，而被尊称为“众家姆妈”的革命老人陈馥，就是说，徐承志和沙文汉都是陈馥的女婿。上世纪五十年代，徐承志的儿子徐长洪就读于杭州西湖小学时，就住在姨夫沙文汉家里。因了这层关系，沙老为了弟弟的连襟徐承志，也为了徐承志的恩人徐原详，当然会欣然命笔了。
　　1989年5月徐承志在北京去世。水电部、能源部联合组成治丧委员会。李鹏等领导人送了花圈。陈修良等人也撰写纪念文章。离开家乡多年，故乡人,包括县里，镇上，对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情况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那年秋天，我母亲正好从杭州回老家住一段时期。忽然有位50来岁的陌生人在村干部陪同下来看望她，那人北京口音，说是打听徐原详先生的亲属后人。我母亲先是奇怪，后来才知道他叫徐长洪，祖籍在鄞江镇徐家，从北京来，带来了不久前去世的他父亲的部分骨灰，准备安葬在他父亲的恩人徐原详的坟墓旁，他说这是他父亲的遗愿：生前没能报答恩人叔公，只有死后长伴。
　　就在这里。此刻我就站在两座墓碑间。真近啊！可墓中的两个人相距有多远？他们的年龄，相差49岁，是真正的祖孙辈。思想信仰和政治身份呢？一个是中国传统的乡贤，或者说是个普通的商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许可以称“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悼词中常说的那样。一大一小两座墓碑，一个“先生”，一个“同志”，但他们的心却是那么近，如同这两座墓碑间的距离，近得几乎连成一片。
我心里忽然跳出四个字：殊途同归。从生命意义上说，是生到死。从道德意义上看，只要是好人，做好事，不管过去，现在，包括一千多年前的县令王元玮；甚至无论中外，包括那位美国人斯诺，都是相通，都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