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霄兵

　　老格拉德死了。
　　老格拉德终于死了。
　　老格拉德虽然才只有六十五岁，但丽娟盼这一天已经盼了有一阵子了。
　　每天早晨她站在窗前，看着又高又瘦的他，打开对面车库的门，开出那辆总是肮脏不堪的红色老欧宝，从陡峭弯曲的小路开下山去时，她的心里就会升起一股邪念。
　　刚过四十的丽娟不是个恶毒的女人。她为人和善，和邻居关系良好，有时还到村委会去做做义务劳动。她在老格拉德以外也没有别的情人。她平时深居简出，自从嫁到德国以后就不再和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她原是那种一心只想做个好妻子和好主妇的本分女人。
　　在嫁给格拉德之前，她离过一次婚。她的前夫是那种除了品质有点问题之外什么都好的男人。身材、相貌、脾气、家庭、职业全都无可挑剔，就是在男女关系上不能约束自己。他做事体面，又会赚钱，对丽娟也体贴备至，但她就是受不了每次留在他身上的其他女人的气息。所幸还没有小孩，于是分开时也就省去了不少的纠纷。
　　和大多数女人一样，第二次结婚的丽娟尽量地放低了要求。只要对方人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别的都好商量。所以当熟人帮她介绍了当时还只有五十五岁的格拉德，一个德国的中学教师时，她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其实丽娟并不轻率。她大学里学过一点德语，知道德国人观念守旧，一旦结婚就能做到忠诚。况且对方又是公务员，收人稳定，行为也一定是循规蹈矩的那种。
　　他们几乎是在第一次见面的饭桌上，就把婚事给敲定了。
　　专程从法兰克福飞到上海来相亲的格拉德，穿着一身体面的西服，胡子刮得很光，就是鼻毛忘了剪，从鼻孔里伸出来一长截。他浅色的头发已经所剩不多，稀稀拉拉地梳向脑后，光光的前额泛着红光。说话时眼睛看着自己交叉着放在桌上的两手，好像小孩子背书一样，显得有些拘谨和死板。
　　那一天丽娟特地去做了美容，把头发高高地盘到脑后，穿着一身黑色的晚礼服，看上去有些过分的高雅。
　　他们互相介绍了自己。丽娟问了他离婚前的家庭情况。他离婚的原因，和前妻以及分开住的独生女儿的关系，是她最关心的问题。他则问她为何愿意放弃工作、跟随他到德国去做家庭主妇。
　　双方的回答都是百分之一百地让人满意。
　　他向她说明了德国的离婚赡养制度，告诉他每月必须付给前妻和女儿一定的生活费，剩下的工资虽然拮据一些，但结婚后他可以少缴税金，两个人花费还是足足有余。他和前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瓜葛，只有上中学的女儿一年中来看他一到两次。
　　丽娟则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生活理想。世界本来就是男人的，她毫不矫饰地说。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创造创造世界的人。她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不一定非要通过走上社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女人的价值，也可以通过丈夫的事业和成就得到间接的实现——只要对方永远不背叛自己。
　　他们两个在那一刻都觉得自己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她那份掩藏不住的势利，他的稀疏的毛发和伸在外面的鼻毛，全都被原谅了。
　　他们在上海街角的一家照相馆里，照了一大堆俗得不能再俗的结婚照。洋装、汉装、和服，一样一样地试过去。格拉德最欣赏丽娟穿着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的一张玉照，也许恰好符合了他的女性理想。
　　三个月后，丽娟从上海飞到了法兰克福。格拉德开着他那辆当时还算蛮新的红色欧宝，接她来到了离城大约三十公里的这所坐落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小镇情悄悄的，就像在以后十年中的每一个夜晚，静得连吸一口气都怕被人听见。
　　穿着黑色丧服的丽娟，在公墓门口的丧葬店里，为格拉德订下了一块又高又大的暗红色大理石墓碑，上面除了刻上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之外，还应该写上一句话：这里躺的是一个好人，一个除了好人还是好人的人。
　　这句话在丽娟的脑子里已经储存了好久了。她反复琢磨，想让它听上去更加顺口一些。
　　和她做了十年夫妻的这个男人，除了这块碑和这句话之外，别的什么也不配得到。
　　敬意?友情?爱情?这些都没有。
　　但他应该得到这么一块碑，和这么一句话。树立在埋葬他骨灰的墓前，一直竖上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也许她每年会去给他扫一次墓，拔拔草，但不会带花。不，绝不带花!等到二十五年后，她不会再替他续交这份墓穴钱。他的骨灰会和泥土一起被挖掘被搅拌被清除。至于他的墓碑，也许她会把它送给别的什么人。
　　这一切，丽娟早就不知道在脑子里转过几百遍了。
　　“他真的是个好人。”她面对着来探访的牧师说，并没有做作地设法往外挤眼泪，“牧师先生，他就是一个好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平时很少去教堂，所以牧师对他们的家庭并不熟悉。为做葬礼弥撒的需要，他多少总得了解一些死者生前的情况，就耐心地说：
　　“那么，史密特太太，你们在一起幸福吗?”
　　丽娟似是而非地答道：“牧师先生，我已经说了，我死去的丈夫是一个好人。他从不说谎，乐于助人，是爱鸟协会的成员。他常常把邻居们扔在垃圾堆里的快死的植物，又拿回家来精心护养。他谦虚，朴素，这一点您只要看看我们的家就知道了。”
　　他们坐在阴暗的客厅里，四面的墙壁上糊着早就过时的印花墙纸，老式的吊灯起码是百年前的古董，年深日久的木头家具泛着幽幽的光泽。两扇窗户的平台—卜摆满了盆栽的花草，有的乍死不活，有的则生机盎然。
　　“他对他的前妻和女儿…—直都很负责，每月的生活费总是早寄、多寄。他每个星期六都帮我去买食物、饮料，把那些重的东西搬到厨房或者储藏室。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他会给老人让座，帮带小孩的妇女抬儿童车。
　　“他在外面从来都与世无争，事事甘居第二，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与人交恶。”丽娟平静地接着道，“牧师先生，您知道，人要做到这——点可不容易。一般的男人，不都喜欢争强好胜?谁不想多得好处少得坏处呢?”
　　牧师深有同感地点头。为了让气氛轻松一点，他微笑道：“那您的先生现在一定在天堂里了。”
　　丽娟没做任何反应。但愿吧，她想，天堂对他来说倒是——个好的去处，总之比在地上要好。
　　她送走了牧师，自己关起门来，把窗台上的那些花草一盆一盆地搬到阳台上。天气预报说了，今晚有寒潮。等到明天早上，这些原只属于他的东西就该和他一起呆在天堂里了。
　　他终于死了。
　　就像她一千次一百次地设想过那样。他跟他的那辆红色欧宝——起，从陡峭弯曲的小路上，一下子滑到了几十丈高的深渊里去。他的破旧的欧宝，本来早该拉到：工厂里去报废掉了。可是为了买—辆新车，他们从去年春天—直吵到今年冬天，直到新年前才勉强做出决定。新的欧宝还在工厂里，再有一个星期才能到货。结果就在这个星期开始的第一天，格拉德和他的用了十几年的欧宝一起，跌翻到了山下的深渊里。
　　对了，她得马上通知欧宝公司，停止他们的合同。丽娟突然想起这事。
　　不知为什么，她一听欧宝的名字就会产生—种厌恶。她看中的是奔驰A200，车型小，底座高，色泽高贵，又舒适又有派头，不像格拉德原来的那辆老牛车，又笨又难看。她等着这辆到达报废年龄已经等了快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可执拗的老格拉德就是要买一辆和原来差不太多的车子。
　　虽然丽娟也知道，德国人买东西大多一辈子只认一种牌子，很少换来换去。但这毕竟是他们的家庭用车，平时白天他开着去上班，晚上或者周末她开着出门购物或办事。而且买来一用就是十几年。凭什么就—定要依他呢?
　　一个家庭妇女，对于房子、家具和汽车这些私有物，都有——种偏执的关心。既然他们所住的房子是他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家具也都是不能随便撤换的传家宝，那么现在这辆车子，总可以按照丽娟的爱好来挑选一次吧?
　　丽娟好像打定了主意，非要用这辆新车来洗刷自己—卜年来所受的委屈。什么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创造创造世界的人，全都是胡说八道。她不过是在一个德国的小镇上，在一个收入不高的中学教师的家里，找到了一份家政妇的工作。
　　她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早晨起来把咖啡煮上，把餐桌摆好，为他取来当天的报纸，然后在丰盛的早餐面前忍受那张深藏在厚厚的报纸背后的看也看不见的脸。早餐后她把他送到门口，他照例会用嘴在她的嘴唇上轻轻碰一下，害得她每次关上门后，还要特地跑到洗手间去，洗掉留在嘴上的那一抹冰凉的、让人恶心的感觉。
　　然后就是——整天对着那些对他丈夫来说也许充满了温馨记忆、但对她来说则——味地显得古旧阴郁的老家具。她也曾试图对他们的家居做些改革。在法兰克福最大的购物中心里，她看中了一条色泽鲜丽的波斯地毯，卖主竟然狮子大开口地要价五千马克。回到家里她对老格拉德软硬兼施，—一边吵闹抗议——边又使出美人计，晚上在他人睡前帮他这儿掐掐那儿捏捏，最后总算把他给说服了。
　　地毯是买回来’了。像一条绚丽的彩虹横跨在一堆古董杂货当中，颜色风格全都互不相配，看上去特别让人恼火。最讨厌的是，从那以后，这块地毯就成了丽娟不会理财的证据，每次来客都要听丈夫数落一遍。后来丽娟总算听明白了老头的言外之意。他是在说家里所有的钱都是他的，房子也是他的。他让她免费居住，给她一份活干，还发给她一笔工资，这已经足够了。其他的事情她都该撒手不管才对。
　　现在这块地毯就躺在丽娟的脚下，美丽鲜艳，鹤立鸡群，好像正在讥笑着她当初的自作聪明。
　　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呀。她也在心里嘲笑起自己来。她的祖母和外祖母那一辈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而她竟然自投罗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脚老太太，可怜地依附着男人生存。
　　丽娟把目光从地毯上移开，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人都死了，再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只有在晚上，他们才会真正地呆在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她本来是喜欢看言情片和夸张的好莱坞电影的女人，但跟着他也学会了看足球、看侦破和凶杀。其实看什么片子她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两个人在做同一件事，分享一段时间。
　　每到十点，他就准时上床。他总是很累。他把他的一天都给了学生们，给了一些需要帮助的陌路人，给了他喜爱的植物和动物，给了他自己。他现在需要休息。他的年纪不再允许他像年轻人那样，一到夜晚就激情勃发。
　　一个老年人的夜晚，就像是他们居住的小镇那样，安静得连吸一口气都听得到。所车他不打呼噜，睡着时很安详。
　　有很长一段时间，丽娟都觉得，她实在需要一个孩子，一个能够证明她的价值的存在。
　　她做了很多努力，专门买了检测排卵期的仪器，还在格拉德的饭菜中下了不少滋补壮阳的中药。但都没有结果。她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身体器官一切正常，问题或许在对方身上。可格拉德有过一个女儿，况且他还不到六十岁，还没过生殖年龄。
　　她想让格拉德也去检查一次。他很温和地答应了。但却过了半年还没有打电话到医生那里去预约。他对生育的期望显然不如她高。该体验的他都体验过了。他每月付给他的女儿将近一千马克的生活费，换来的却只是她偶尔的一次探望和过年过节时的一张小小的明信片。
　　但既然答应了，他还是会去做这个检查。不过不是现在，而是要等到他哪天有空而且也想去了的时候。然而丽娟却等不及了，毕竟她已过了三十五岁。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就打电话帮他预约了一个日期。
格拉德当然没有去。他平生最讨厌的是别人干涉他的生活，擅自替他做主。他虽然没有发作，心里却非常窝火。为了惩罚这个想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中国女人，他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为她去做这该死的检查了。
　　作为补偿，他提议去买一只小狗或者小猫来送她。丽娟没有领他的这份情。她干脆把万事都给想开了，连小动物都懒得养，乐得一个人清静。
　　她报名参加了法兰克福的一家最高级的体育俱乐部，一年的会费要两千多马克，里面有游泳池和各种蒸汽浴，还管教印度的瑜伽和日本的空手道。她一周去锻炼三个下午，把多年累积的腹部脂肪一点点地消耗出去。她又变得像二十几岁时那么婀娜苗条、容光焕发。在俱乐部里晃来晃去的小伙子们，会时不时地向她投来好奇和赞赏的目光。
　　每天看惯了身材挺拔的年轻人的丽娟再回到家中，就发现格拉德真的老了。他的向外挺起、再也收不回去的腹部，他的稀疏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前额，他的总是忘记修剪的鼻毛，都让她忧心忡仲。她怕自己有一天会完全受不了他，会说服不了自己继续在这所阴沉沉的老房子里呆下去。
　　这可是她的工作，她的事业，她生活的全部。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也是一条谋生的道路。
　　他毕竟不吸烟不喝酒不嫖娼，而且还是个好人。勤劳、俭朴、谦虚的好人。
　　她在俱乐部里呆满了一年，就又退了出来。
　　也不知是哪个圣诞节前的最后的礼拜天，格拉德的刚上大学的女儿来到了他们的家中。她每次来都是这么突然，但或许只是对丽娟而言。也许他们父女两个早就约好，只是没人告诉身为家庭主妇的丽娟而已。她刚刚拿到了驾照，要格拉德陪她去练车。她从来都是这样，只有对他有所求时才会想起她的老父亲。
不行。丽娟在早餐的饭桌上斩钉截铁地说。
　　小女儿轻蔑地望了她一眼，又把目光投向她的父亲。老格拉德闷头没有说话。小女儿哼了一声，不高兴地扬长而去。
　　“我们说好的，周末车归我用。”丽娟再次提醒他。其实她那天并不想出门，但心里有一股恶气，不出不快。
　　“那是我的车，我愿意给谁用就给谁用。”老格拉德涨红了脸，愤怒地道。然后冲了出去，随手把门狠狠地甩上。
　　丽娟站在窗前，看见他打开对面车库的门，把那辆破旧难看的老欧宝开出来，然后就和女儿一起钻人车中，磕磕绊绊地往陡峭的山路上开去。
　　她知道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爱女儿，而是为了向丽娟示威，告诉她这是他的家，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从那以后，丽娟每当看见他开着那辆肮脏不堪的老欧宝下山去时，心里就会升起一股邪
念。
　　她不喜欢欧宝这个牌子。这台车子带给她的尽是不愉快地记忆。十年来她一定要替他做一回主，要把品级低下的欧宝换成格调高尚的奔驰，要把那执拗的红色换成明快的蔚蓝。
她把车样都看好了，也和卖方谈好了价钱。
　　可是她的丈夫，如今已经六十四岁的老格拉德却专门和她拧上了。他只同意把颜色换成蓝色，其他的一律照旧。按照他的意愿，最好是连如今车子里都带的空调设备和音箱都要去掉，最好跟他原来的那辆又老又旧的车子一模一样才带劲。
　　就这样从春天吵到冬天，好像双方都把这台车子看成了一种特别的标志。一向来只拿着微薄报酬、忍气吞声地扮演着家政妇角色的丽娟，需要找回自己的主妇位置。如果他能在这件事上让她一回，她可能会原谅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从来不爱她也没有试图去爱过她这个事实。
　　可是老格拉德还是赢了。他必须得赢。他不能总做好人，不能总当第二。在单位他从来也争不过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同事，在外面他也不是个好事之辈，遇事总是息事宁人，就连对待离了婚的前妻和女儿，他也是得让且让，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必须做一回主人，必须由他自己说了算。
他在元旦前强行订下了一辆蓝色的欧宝，宣布四个星期后到货。
　　忙乱之中，老格拉德却忘记了他的那辆旧欧宝必须在年初拉去车检。丽娟清楚地记得这个日期，但却没有提醒他。她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弄明白，他的事情原本就与她无关，根本不需要她插手和过问。
她便真的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问了。
　　那天早晨，她像往日一样地站在窗前，看着老格拉德打开车库的门，把那辆破旧肮脏的红色欧宝开了出来。在陡峭弯曲的山路上，不知是轮胎打滑还是方向盘失去控制，那个可怜的好人竟然连人带车，一起翻人了深谷之中。
　　老格拉德死后，丽娟退掉了那辆还没出厂的蓝色欧宝。按照德国法律，她和他女儿同时继承他遗留下的那所老房子。她们一人分得了二十来万欧元的卖房钱。小姑娘很高兴，这个除了好说话之外简直无趣之极的老父亲，对她来说本也可有可无。
　　丽娟把他们房子里所有的传家宝都送给了邻居，自己则从法兰克福的大东头搬到大西头，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面墙壁全部涂成白色，家具则用浅绿透明的玻璃钢料制成。他们花了五千马克买下的那条彩色的波斯地毯，是她从老屋中带出来的惟一纪念品。它就摆在米黄色的真皮沙发面前；伸开在她的脚边，偶尔勾起她对那段老旧阴暗的时光的一丝无端的怀想。
　　老格拉德死后不到一年，她就放弃了当初不给他上坟的念头。差不多每个礼拜天，她都会买上一束鲜花，散步到公墓，把它们端端正正地摆在那块赭红色的大理石墓碑前面。
　　她每天早早地起床，为自己煮好咖啡，在窗前的小桌上摆上丰盛的早餐。然后就埋头到一沓厚厚的报纸当中，从政治翻到经济，又从体育翻到文娱，最后则在纷乱的广告栏中，开始为自己仔细地寻找一份新的工作。

稿件来源：《西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