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 像 与 世 界
桑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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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 何 以 开 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惟一的女性。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想，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本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是怂恿。
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并非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众生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出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诫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
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于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来自于合法的议会政治，来自于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乎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
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人白玫瑰的行列。他愤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厂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于德国。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但却表达了真理应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唤醒的一部分内容也包括知情权。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的报纸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索菲看着对面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人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因为散发传单是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以暴反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
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片片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学生警察对面相搏，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是赤手空拳。勇气固然可佳，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这个暂且不论。汉斯倾慕者事后发问：“人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这完全可以回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严格地说，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更接近于昏聩的爱国者或者布尔乔亚庸人。他热衷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把政府等同国家，从而成为纳粹帮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1982年电影中，盖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拥有向别人开枪的特权。他们无疑构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教育他们唤醒他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实并非人性弱点，仅仅是特点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为人。2005年电影中，索菲拒绝了盖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着肚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苏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良知者的正常反应。恐惧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问自答时丧失了良知。这是惟一不可以原谅的。索菲内在的精神生活给了她顽强的支撑。影片一开始，索菲和女友听着广播中的老歌，边笑边唱，让人几乎忘了窗外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这就是他对索菲的理解，一个拒绝认罪诱惑、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温暖而充实。
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时临刑前，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彼此一句话不说，默默传抽着一根香烟。索菲第一个走上野蛮而血腥的断头台，她平抑着起伏的心脏，面无惧色，坦荡而从容。汉斯是最后一个，他把头伸进刀架，突然奋力高呼：“自由万岁!”这激昂的声音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身受残酷的剐刑之际振聋发聩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泪。
战后，人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发起成立“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维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学演讲时说：“对我而言，讲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为这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让他们知道并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并非没有知音。2002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汉对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译’)。作者是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尔，她依据当年文件遗存，详述汉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经过。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书，译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译)。书中引用了当时法庭的判决书、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理查?魏兹塞克的评语：“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啊，所有当代言语必然拥有历史的回声。
逃避体制化的可能性
——纪念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公映十周年
每个人都有罪，赎罪也就理所当然。此罪当指原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从片名到内容显然有此意味。但原罪却非本片关注的核心，仅仅作为一个借助性概念，以阐释类似困境——司法之罪与恶人之罪双重管辖的肖申克监狱。
安迪没有杀害他的妻子以及妻子的情人。从世俗层面判断，他无罪。然而安迪在回忆妻子的二十年里，逐渐认识到自己有罪，此罪是因缺乏表达而疏于关心妻子。安迪认为这个罪是应该赎的。此罪为爱之罪，赎期二十年。但显然爱之罪也非本片关注的焦点。
无辜的安迪与堕落的肖申克监狱之间的复关系，似乎更能转移观众的视线。
肖申克监狱一进入观众视野就毫不掩饰其黑暗本质。安迪入狱第一夜，某无名新囚即因狱警海利的暴力行为而丧命。这也直接证明监狱长诺顿对囚徒所宣布的令人发指的亵渎性箴言：把你们的灵魂交给上帝，把你们的小命留给我!
安迪发达的头脑以及由此产生的忍耐力在这种困境之下得以显示。而正是头脑使他以后的命运具有一种传奇色彩。虽然这与真实性具有较大差距，但却代表每一个观众的强烈意愿。其实，观众也愿意暂时遗忘安迪料理监狱长及其同事金融业务的非法性，甚至把这当作安迪个人魅力与卓越才能的体现。
“三姐妹”是以性暴力为主的囚徒帮派，首先对安迪构成一种困境。其解救者竟然是更为残暴的监狱长帮派，理由极其简单，他们需要安迪为其逃税。初次理财成功为狱友赢得喝啤酒的机会，这是才能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它换来一种自由感。这种自由感的自然性比自由主义课程更具感染力。安迪日后的朋友瑞德正是此时此刻观察到了安迪脸上奇怪的笑容。
每个人对自由的理解其实并不相同。年老的囚犯老布(布鲁克斯)对自由的理解限制在肖申克大墙之内，他在大墙之外的生活处境不能仅以不适应解释，而轻率判断老布未曾社会化或社会化程度较低则更为荒诞一一从其狱中地位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柔韧性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对比之下，瑞德的阐释更为合理和精确：老布已体制化。这个概念让人毛骨悚然。瑞德继而详细阐释：体制化就是，开始痛恨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这是全片台词的核心。
按照瑞德所受教育程度，他不大可能提出体制化问题。但在电影之中偏偏是他说出这个概念，并准确地做出阐释。既然走到这种地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死守分析框架，不如改为肆无忌惮的误读。饰演瑞德的演员叫摩根·弗里曼，因出演电影《为黛西小姐开车》而成名，在深色皮肤的演员之中具有极高地位。弗里曼的英文拼写是FREEMAN，译成中文即为“自由人”。电影正是通过自由人之口，使体制化的本质得以显示，或者说，自由正是体制化的对立面。当然，我们非常清楚，演员姓氏与主旨之间只是一种巧合。我们将之与电影本身进行联系，也是牵强附会。但此时此刻，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神秘主义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或许并非因其实存，而仅是出于一种精神的迫切需要，就仿佛肖申克监狱播映的黑白电影、安迪琢磨石子的小嗜好。
从瑞德的角度(其实也正是观众的角度)来看，安迪具有神秘性。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好奇。比如为扩建监狱图书馆每周给政府机构写信，六年从不间断一一在这里，中国观众可以顺便了解美国监狱制度，比如索要丽塔?海华丝的电影海报一一在这里，中国观众可以顺便了解当年美国文化时尚，以及通过海报的更换，了解时尚的变迁。正是因为这种神秘性，下面发生的情况才令人惊骇——熄灯时分坐在床上的安迪，翌日在监狱长惊慌的面孔之下消失，仿佛空气。瑞德以及我们开始默默回顾安迪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似乎皆具深意。散步是为巧妙地扔掉挖洞时产生的土块和石子；告诉瑞德去树下取物不是白日梦，而是一种嘱托。甚至他对监狱长的账簿也大做手脚。一切看起来像是预谋。如果真是如此，安迪的智慧必定极为恐惧而惊人，其预见性惟卡桑德拉可以比拟。当然是预谋，但安迪冤案知情人汤米之死才是预谋的开始。而最初挖洞，虽具逃脱愿望，但主要还是营造希望和消磨时光。在逃脱的实施过程中，更需要机会与急智。事实上，机会的出现从来无法预想。比如安迪如何确定偷梁换柱那日一定下雨。不偷梁换柱，就无法获取金融资料，无法报复监狱长，令其人财两空；不下雨，而且必是雷雨，就无法借助雷声掩护砸开排污管道。偷梁换柱与下雷雨，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这是电影传奇，不是历史新闻。但是安迪的惊人机会与惊人智慧却意外削弱了他人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从而使他的自由成为特例。
如果我们也在肖申克监狱，我们会是谁?每人可以挑选一个角色。老布，可怜的体制化老人，当他获得人身自由的时候，却因自身体制化而不能享受自由，最后悬梁自尽。与所有角色比较，老布的角色其实最深刻，最值得反复思索。
安迪，睿智的化身，首先使自己获得比较特殊的狱中地位，其后又以智慧加良机成功越狱。这个角色，其实只是代表一种希望，而无任何效仿性，可以说他就是老布养的那只乌鸦小杰，仅仅是一个自由飞翔的幻影。正因安迪的存在，才使老布的体制化显得如此严峻。安迪获得自由的意义绝对不是缩短服刑期限，而是成功逃脱体制化的可能性。按照正常逻辑，即使安迪不越狱，最后也能假释，因为残暴的狱政具有偶然性。因此，安迪逃离的真正理由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老布。曾经犯罪而今改过的瑞德假释之后，即成第二个老布，没人下命令，连尿都撒不出。他也体制化了。当他望着橱窗里的枪械之时，他想的也是通过犯错重返监狱。对体制化的瑞德来说，监狱已经是他的生活，已经是他的一生。“监狱也是一种日常生活”——这种看似朴素实则愚昧的认识一旦产生，居于灾难之中也就悠然自得。这是最恐怖的认识。幸运的是，作为希望化身的安迪拯救了他。拯救他的不仅是安迪的钱，不仅是安迪的友谊，更主要的是安迪所代表的精神自由。什么是精神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没有这个自由，人身自由就仅仅是一种虚假的自由。
整部电影最令人激动之处，是安迪将自己反锁在监狱长办公室内，通过监狱的广播系统播放《费加罗的婚礼》。美妙而激越的女高音在监狱上空回旋，逼仄的囚室，荒凉的空地，四处翻涌着激动而沉醉的心灵。安迪露出满足而奇怪的笑容——这是本片第二次出现的笑容，意味深长。老布与安迪不同的命运正是表达了这样的观念：真正的自由不仅是身体的自由，更是心灵的自由。这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针对体制化而散发出的芳香思想。
软 刀 子
听说《铁西区》很久，一直没有机会看。这其实不是我的不幸。
读罢张献民《危险，勿进——看不见的影像之十六：王兵作品<铁西区>》，我更加渴望看。事先，我对它有所想象。然而想象始终只是想象。
时近午夜，暖气的稠度开始稀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裹着棉被看《铁西区》。这是四碟装的碟片，按照我的习惯，我想先看完上集。结果是一口气看完。我这会儿对时间已经丧失概念，我去厨房取饼干和可乐的时候，我看到阳台亮着。我以为阳台的灯没关，但是我回头看看开关，上面所有的控制键都指向关闭的方向。我隔门望去，天已大亮。原来已经是上午时分。普照寺的塔已经围绕了一些灰色的麻雀。
我开始狂睡。
梦中充斥混乱、疲惫、快速的画面。我受到打击。这打击，换种客气的表述是震撼。这种震撼的力度相当猛烈，但形态却非暴风骤雨，而是软绵绵的湿布，或者使用一句更为干脆的比喻：一把软刀子。它在你的内里纠缠拉扯，似乎无力，但却无处不疼。这是一种连续的说不清楚的过程。我是以语言文字进行工作的，但我感到了语言之外原始而单纯的力量。甚至产生了一些偏激的想法，比如剧情片的本质就是虚伪。我深知这样的想法并不公平。但《铁西区》让我在某个瞬间产生出这样的偏见，即使是《fL雀》那样非常不容易的已经抵达及格线的影片。
真实，这是每个人或许都会说出的。而我对真实的看法比较麻木。真实并非铁血，并非残酷，只是一种没有任何道德感的存在。换成另外的表述，就是事实与现象。任何一个记录者，而非一个伤感的怀旧者，认真或老实地描述现象就已足够。仔细观察一下新闻传播行业的状况，每个人对什么是真实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论结论是什么，我们面对它，这样卑微的自豪完全可以持续三五天。不必想哈维尔，不必想哈耶克，不必想哈尔滨……不必想这个，或者那个。只面对真实这个词语(暂且不必理会任何一个代表或象征真实的事物)，认认真真地注视它，目不转睛地注视它。直到这个词使你的汗毛或血管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你未能产生任何变化，那么请你继续这样做，或者请你彻底放弃。
挑王兵的毛病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并不觉得九个多小时的篇幅是一种毛病。庸俗的辩护辞可以这么写：现在任何一部电视连续剧的长度都是《铁西区》的几倍。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想追究。而且我明白，对于忙人而言，将这么长的时间用于观看一些活动图、像意味着什么。人的生命与天地相较可谓短暂，但同蝼蚁或电影相比，则何其漫长。多问自己一句，你忙碌的目的又是什么?请稍稍停顿。停顿并非停滞。况且在王兵看似哕嗦实际富有节奏的叙述中，我强烈感受到他的时间的存在，而自己却忘记了我的时间的存在，或者说他把他的存在时间赋予我的生活。这种强迫性我是应该感激的。挑剔是专家的事情，譬如美食家为莱肴打分，然后登在《时尚》杂志上。而我只是一个食客，一个影像的享用者，那么我能吃就吃，不吃就走，这是我的权利，不管别人是否尊重，我都这么干。
我从未到过沈阳，尽管那里有我的亲友以及一些偶尔见面的同行。但这个片子和沈阳的关系究竟有多大，却不是我所关心的。当然，从城市的角度，我可以拿哈尔滨与之对比。哈尔滨动力区，那里有许多大型国企工厂，也包含一些兵工厂，我曾多次到过那里，拥有一点浮光掠影的了解……但我不想做这样的对比，也不想将铁西区扩展至中国这样辽阔的范畴。我只说我的感受，是醒来之后，悲伤而且懵懂的感受。请任何人不要嘲笑我的悲伤，就像请不要嘲笑杜锡云和儿子杜洋以及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在新建筑的地基与人的记忆之中，伤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衰败正是历史可以预期的一个喜讯——由此，我从我的哀伤之中分辨出颓废的成分，或者是远大的成分。
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当我乘坐火车旅行的时候，我经常猜想铁路沿线房屋之内的隐秘生活。我喜欢的拉金曾在他的诗中描述过这样的情景——
经过站立的卧车，长着黑色苔藓的墙壁来到结尾，就要结束了，这脆弱的充满巧合的旅行……
王兵站在火车机车前端的站台上，为我呈现铁轨、房屋、铁器、横街，为我呈现雪泥、黄冰、枯树、灰草，为我呈现一个一个的活人……已被解雇的工人们最后一次来到远郊工人疗养院，治疗铅中毒。他们聊天、打牌、喝酒、抽烟、说粗话、吹奏萨克斯、捞鱼、看毛片、唱卡拉OK、看雨工人小杨淹死，他的伙伴们抬着他的尸体，从镜头前走过，有的含着笑容，一点也不凄楚。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死者去了，活的人仍然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