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原属剡县，于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析出，处越之东徼，为会稽、四明、天台三大名山交会之处，山川秀异、民风古朴，素有“东南眉目”之美誉。

　　一、神仙思想滥觞与弥漫之地
　　早在六朝之时，在诸多志怪小说中，如《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续齐谐记》等，均记有《刘阮遇仙》故事，其内容大同小异，大致为：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剡县人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不见路之远近，入洞天、跻清溪、过桃花林，遇二女子，色甚秀美，见二人曰：“郎来何晚也。”乃延至峭壁间之崖洞中，相与宴乐。酒酣，各入洞房。见青罗为帐、云霞为褥。卸妆后，婉态尤绝，遂相欢悦。越旬日，思家求还，女不允，淹留半载，归思益苦。二女曰：缘尽矣，乃凄然作别。刘阮既归，见邑里改异，亲旧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旧时遗物仅一杵臼耳。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二人复离去，不知所从。
　　“刘阮入天台”当为我国最古老之神话爱情故事。后之骚人墨客，如唐之曹唐、元稹，宋之王十朋，明之阮鄂，清之袁枚、齐召南等均风之，咏之，美之，叹之，于惆怅之余，极尽思慕之意。其仙源神话虽为衍说故事，然于中仍能直觉地透露出名山胜地原始之文化信息。
　　魏晋之时，中原之高人雅士为避战乱，纷纷来至“两火一刀(指剡)可以逃”(为当时之谶语)，足以避世之地遁形栖隐，仅“沃洲”一隅，即有十八高僧、十八高士之多，其先后入剡，其名颇著者有葛洪、褚伯玉、赵广信、王羲之、支遁、许恂、顾欢、孙绰、谢灵运、孔稚圭等冲虚修真之士。唐代玄风大盛，司马承祯和吴筠相继入剡，访道寻经。邑中之天姥山亦因蛮荒神奇、高接太清、青冥浩荡、仙真罗列，成为诗仙李白梦绕魂牵之神仙窟宅。白情之所至，文思喷涌，遂在山东兖州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之千古绝唱。
　　道教每将“天元重叠、气象参差、山洞崇幽、风烟迅远、仙真丛处、碧水萦回”之名山胜境作为道教修真炼养之洞天福地。剡中(新昌)得天独厚，占有第十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会稽山洞”，为仙人郭华所治)；在七十二福地中亦占三处，即第十五福地(沃州山，为真人方明所治)、第十六福地(天姥山，为真人魏显仁管领)和第六十福地(司马悔山，为李明仙人辖领)。蓬海壶天，通灵入妙，民间玄道之风，由是而盛。

　　二、道教“上清派”简说
　　道教上清派，又称“上清经箓派”，为道教早期派别之一，系由东晋江东诸士族中奉道世家建立。其形成，当与汉、魏、六朝时期之文化氛围有关。当时，在士大夫阶层中，一些人既不满于社会之纷乱无序，又痛乏济世之术，殊觉前途渺茫，生活空虚，从而在社会上盛行崇尚玄理和清谈之风，涌现出一大批狂放不羁、情致高远、不随流俗，而又声名卓著之士；也开始流传重视生命、以长生成仙为最高修行目标之“天师道”。故一些既好玄理又求长生之士族，纷纷奉道入教。由于天师道原先多在民间传播，缺乏文化底蕴，经书简单，教义粗鄙，科仪无秩，组织散乱，甚至庸俗不堪，殊难为有识之士所接受。入教之士族为改变这一紊乱状态，遂开始造神和造经活动，从而逐渐脱离天师道，形成道教新的派系——上清派。该派奉玉清元始天尊为最高尊神，以《上清太洞真经》为主要经典，上清经重存思及固精、存神、养气。谓人身各部位皆有神主宰，与天地诸神相通。存思自身之神，配以诵经、念咒、叩齿、咽津、服药饵等方术，即可内保脏腑，外去灾邪，修炼不懈即能飞升成仙，不重符箓、斋醮和外丹修炼。关于上清派之始源和传承关系，《云笈七谶》和《真诰》咸有记述。均称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太岁甲子，有南岳夫人魏华存等众仙真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即后之简文皇帝)司徒公府舍人杨羲(公元331—386)，使作隶书写出，复传于散骑常侍，护军长史句容许谧(305—376)并谧第三子许椽(岁羽)(341-370)，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椽(岁羽)写；真授四十余卷多杨书。由此可见上清派创始过程中，杨、许经书造作之一斑。《上清经》一问世，即为当时道家和识者所重。它脱离了以符箓为主的天师道，转求自我炼养。其“存神”之法，融合古道经与医经“五脏有神”之说，存思诸神，即可通灵接真、洞观自然、养神炼气、乘运飞升。同时，杨、许等对天师道中某些反映下层群众要求的内容不予认同，乃以士大夫之意愿予以改造，使之士族化、理论化、严谨化，让处于原始阶段的民间道教走上向士族道教发展之路。杨羲奉魏华存为上清派第一代太师，畅羲传其经箓成为第二代玄师。杨羲传许谧为第三代真师，许谧传子许岁羽为第四代宗师。当许谧和许岁羽相继“遁迹飞举”后，传经于岁羽子临沮令许黄民(361-430)，黄民广搜先世所写经符秘箓，遂成上清派第五代宗师。晋安帝元兴三年，黄民因京师纷乱，率子豫之及弟子等奉经入剡，为马朗、马罕礼敬供养。马氏兄弟得许黄民所付经书，厥成上清派第六代宗师。南朝宋，吴兴人陆修静(406-477)鉴于洞真之经，真伪混淆，乃刊而正之，泾渭乃判，使斋戒仪范，一如今式，故后人奉之为上清派第七代宗师。陆传经于东阳人孙游岳为第八代宗师，孙游岳传秣陵陶弘景为第九代宗师。在上清派九代开创人物中，魏华存肩开派之功：杨羲、许氏父子负造经之实；陆修静整饬天师道，汇集道教经籍，总括于三洞；陶弘景广搜遗经，将顾欢所著《真迹》重加编次、增饰，撰成《真诰二十卷》，开创茅山宗，使上清派发扬光大，从而成为隋唐时期影响最大之道教派别。以上诸公，均对上清派厥功至伟。

　　三、上清派与剡中之情结
　　与上清派关系最为密切者首推句容，句容之茅山无疑为上清派之祖庭。其次即当属于剡中(新昌)。现试将上清派前十五代传承关系列表如下：
　　魏华存(第一代太师)——杨羲(第二代玄师)——许谧(第三代真师)——许岁羽(第四代宗师)——许黄民(第五代宗师)——马朗、马罕(第六代宗师)——陆修静(第七代宗师)——孙游岳(第八代宗师)——陶弘景(第九代宗师)——王远知(第十代宗师)——潘师正(第十一代宗师)——司马承祯(第十二代宗师)——李含光(薛季昌)(第十三代宗师)——魏紫阳(第十四代传人)——元丹丘、李白(第十五代传人)。
　　由上表可知，句容许氏家族中自长史谧至临沮令黄民祖孙三代均为上清派宗师，传经布道，影响深远。考许之先世，多簪缨世胄，素好求仙访道。长史谧之七世祖，名敬，汝南年舆人，生于东汉初，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岁大饥，斗米二千石，人相食，敬倾囊救助，活四百八人。后拜司徒，顺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年百岁犹居相位，云为阴骘所致也。敬之第五子名光，汉灵帝(公元168—184)时，因兄训与侄相，并傥附阉党。光惧累及，于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乃渡江南下，居丹阳之句容。四传至副，字仲先，即长史许谧之父也，淳和美懿，为州郡所称。副处任晋元帝(公元317-322)安东参军，后出为剡县令，乃举家迁剡。许氏及上清派与剡县之关系即因是而始。副生有八子，第四子许迈、第五子许谧均乃通灵接真，潜志冲虚之士，许谧传子许岁羽，岁羽传子黄民，相继成为上清派之宗师。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京师屡遭兵燹，朝野难安，许黄民虑大洞真经散失，又闻先世遗言，知剡乃“两火一刀可以逃”的消灾避难之地，乃率子豫之及诸门人奉经回至剡中，为东阐马朗家所供养，朗同族弟名罕亦共相周给。时人咸知许先生乃得道之士，且其祖上在剡为官亦有政声，故多加崇敬。上清派与剡中更由此而结成不解之缘。
　　时有王灵期者，才思绮拔，志规敷道。他鉴于葛巢甫造构灵宝经，风教大行，深为妒羡。遂求见许黄民，请授上清真经。许坚辞不允，王冻露霜雪，几至毕命。许感其诚，复悯其志，乃延入授之。王得许授真经，欣跃不已。未几寻思：“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难以显泄。”乃窃加增减，丽其辞藻，增重诡信，崇贵其道，凡五十篇，“传写既广，枝叶繁杂，新旧浑淆，未易甄别”(见《真诰》)遂成继杨(羲)许(谧)扶乩降笔之后，又一次“托言真授”之造经活动。自此“上清经”遂流布京师、江东诸郡，独擅新奇，举世崇奉。许见王之经书卷帙华广，门徒敷盛，亦复莫测其然，乃封闭祖遗之书，反就王求写，致使“许王齐辔、真伪比踪”(见《真诰》)并引出一联串故事来。
　　元嘉六年(公元429)钱塘有杜道鞫者，雅爱道法，家业殷富，闻许之盛名，几番来剡相请，许感其诚，勉为一行。乃封真经一橱贮于马朗净室之中，语朗曰：“此经并是先灵之迹，唯须我自来取，纵有书信，慎勿与之。”乃分持经传及杂书十数卷来至杜家。时马朗未知禀经习法，惟虔诚供奉而己。至义熙间(公元405-408)鲁郡孔默崇信道教，为晋安太守致仕还，至钱塘，闻有许黄民者，先人得道，经书具存，乃诣许求见，许拒之，孔膝行稽颡，积旬累月，兼之献奉殷勤，用情甚至，许不得已乃将经传之。孔遂令晋安郡吏王兴依本缮写。元嘉中，孔复擢广州刺史，所录之经，仅宝藏而已，竟未修用。孔殁后，其子熙先、克先才学敏瞻，亦好道法，乃窃取看览，见《大洞真经》说云：“诵之万遍则能得仙。”竟殊不然，乃大肆讥诮，认为仙道必须丹药炼形，乃可超举；岂有空积颂咏，可致羽化哉!时有诸道人一旁怂恿，助毁其法，或谓不宜蓄此，遂将经书付之一炬，无复孑遗。
　　王兴为孔写经，辄复私缮一份，孔赴广州，王亦辞归修学。当王始济浙江，即遇风沦漂，所录经书，仅《黄庭》一卷得存。自乃深加切责，仍归剡山，潜心读诵。岂料山灵作祟，火焚其庐，王又于露坛诵咏不懈，俄顷骤雨倾盆，纸墨沾濡，未可认辨。兴见经书荡然，自知罪谴难绾，遂杜绝人伦，唯书历日换粮续命。其子道泰为晋安船官督，资产富饶，数来拜献，兼以二奴奉洽，兴一无留纳，而于孤寂中终乎剡山。
　　于是孔、王两部真经，先后皆灭，无行于世者。
　　黄民来至杜家，历数阅月，忽罹疾患，犹恐不瘥。遣人往剡取经，马朗既珍惜经书，兼执许之先旨。乃以非其亲来，岂敢轻付谢之。俄而许即羽化，所携之经传、杂书具留杜处，后皆散落于世。黄民长子荣弟(即豫之)迎丧返乡，服阕后赴剡，向马索经，马善待之而不与其经，许亦不复苦索。仍居于剡，以王灵期之经与真本掺和授徒，元嘉12年亡于剡，葬于白山。由上可知，许王之经，几番掺和，真伪难辨，且散落于世者甚多。
　　马朗、马罕敬奉经书过于君父。命有心奴子两人，日常侍直香火，洒扫拂拭，敬礼有加，马朗之妻每见神光灵气见于室宇，复有青衣玉女空中来去，状如飞鸟，马家遂致富盛。时有山阴何道敬颇工书画，少游剡山，为马家所供侍，经书法事悉以委之。马得便乃私自摹写。马罕既在别宅，亦令何为缮录。后，何多换取真书，出还剡东，居青坛山，复记说真经之事。马朗忿何分经又泄其意，乃以洋铜灌厨钥，戒家人不得复开。时有道士娄化者，常憩马氏舍，究悉经源，苦求开看，马氏以经厨封闭，开启无方辞之。景和元年(公元465)宋·明帝(当为前废帝刘子业)敬崇道法，招集道士供养后堂。娄化乃将马家藏有真经之事密启后堂道士殳季真。殳将此事奏上，帝即遣使将经逼取至京，乃礼拜开之，忽有五色紫光洞焕眼前，帝惊曰：“神真叵触。”罹疾不治而崩。元徽元年(473)马氏请还经书，诏敕归还马氏。
　　时有吴兴陆氏子，讳修静(公元406-477)，陆凯之后也，生而异俗，性喜道术，博览强识，其德熙熙，及长，遍游名山，声名远播。时宋?明帝欲稽古化俗，虔诚礼请，至于再三，复立“崇虚馆”，恭肃以待。陆乃于剡中马家取得“上清经法”，于句容葛家取得“灵宝经法”，复得“三皇经法”，勘其真伪，判其泾渭，将道教经书分为“三洞”，即以《上清经》为核心之洞真，以《灵宝经》为核心之洞玄，以《三皇经》为核心之洞神，即称之为“总括三洞”，使诸多道教经书归于系统化。泰始七年(471)陆撰《三洞经书目录》，奠定了后世《道藏》之基础。陆又独钟于上清派，使“真经宗坛，教法大备”，从而被上清派奉为继马家兄弟以后之第七代宗师。后，陆修静复以《三洞经书》并杨、许真书授弟子东阳人孙游岳，在此期间，陆“大开法门，深弘奥典，朝野注目，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
　　孙游岳(399—489)，浙之东阳永康人，“幼而恭，长而和。其静如渊，其气如春，甄汰九流，潜神希微”。后入庐，师从陆修静，得授《三洞经文》并所秘杨、许手迹。为齐“兴世馆主”。继陆为上清派第八代宗师，孙门下弟子数百人，唯陶弘景为入室焉。
　　陶弘景(456—536)为陶濬七世孙，为江左名门。幼有异操，四、五岁即好书，十岁读《神仙传》有养生之志。十五岁作《寻仙志》慕隐逸之风，三十岁拜东阳道士孙游岳为师，受符图、经法、诰诀。嗣为上清派第九代宗师。齐永明六年(488)，在茅山得杨羲、许谧手书真书，八年入剡，寻上清散失民间之遗经，又得真人手迹十余卷。十年，隐居句容句曲山(今茅山)传上清大洞经箓，开道教茅山宗，成为上清派实际上之创始人。萧梁代齐，为梁武帝所重，他将顾欢所著《真迹》重加编次、增饰、撰成《真诰》二十卷，被目为道教经典。梁武帝即位后，诏书连下不出，朝廷每有大事，常往咨询，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陶继承老庄哲理与儒家释教思想，主张道、儒、释三教合流，陶弘景遍历天下名山，尝在会稽山、赤城山、盖竹山等地传道。对道教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深远之影响，陶之门下多若星罗，唯琅琊王远知得其真传。
王远知(509—-635)陈扬州刺史昙首之子。其母因梦灵凤入怀有娠，又闻腹中有鸾凤啼声，异人宝志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也”。年七岁即日览万言，博通群书，心倾至道。年十五，即入华阳师事陶弘景，受三洞经法。陈主召入重阳殿，特加敬礼，赍赏殊丰，王乃于茅山西北岭上结靖室以居，研味玄秘。王羽化时年一百二十六岁，历陈、隋、唐三朝，均为朝廷所重。唐高宗调露二年赠太中大夫，谥曰“升玄先生”。赵州潘体元得其真传，称高足焉。
　　潘体元(593—682)名师正，少丧母，庐于墓侧，以至孝闻。师正真气内融，辉光外发，如隋珠荆王，不假于饰而人自宝之。隋大业中入道，其师王远知尽以隐诀及所传符箓、经书相授。潘栖隐于中岳太室逍遥谷，积二十年，但嚼松叶饮水而已。唐高宗皇帝每降銮辇，亲诣求教。潘身不下堂，仅接手而已，及问所需，答言松树清泉，山中不乏。高宗敕于所居造崇唐观，岭上复起精思院以处之，复敕置奉天宫，令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曰“仙游门”……前后赐诗五百首，潘叹曰：“大丈夫业道，不能灭影云林，以烦世主，吾之过也。”以永淳元年告化，时年八十九岁，帝追望不止，赠太中大夫，谥曰体元先生。弟子十八人并皆殊秀，而司马承祯最受青睐。
　　司马承祯(646—735)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出自官宦世家，自少好学，薄于仕途，21岁即在嵩山出家，师承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习符箓、经书、辟谷、导引、服饵诸道术，潘尝谓之曰：“我自陶隐居(弘景)传正之法，至汝四叶矣”，遂将“金根上经，三洞秘录，许真行事，陶公微旨，”尽授于承祯，为上清派又一代表性之人。
　　承祯道成，乃辞别师尊，遍游名山，后经剡而入天台。隐居于玉霄峰，修炼成仙之术，自号“天台白云子”，或“白云道人”。周武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诏以赞美之，及将还，敕李峤饯于洛桥之东。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睿宗复请入京，问以阴阳术数，承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且目所见者，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睿宗服其言。承祯请归天台，帝厚赐遣还。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玄宗又遣使迎请，帝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承祯还天台，以玄宗所赐对桐柏观予以整扩。开元十五年(公元727)，玄宗居洛阳时，又迎请司马承祯赴东都，让其在王屋山自选形胜，筑坛室以居。并从承祯所请，命在五岳各修真君祠，其形制悉依道教经典为之。承祯颇善篆、隶，玄宗请以三体书写《道德经》，承祯勘正文句，以5380字为真本。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司马承祯告化于王屋山，未能回转天台。旧传，司马承祯于开元九年出山时，至剡而悔，留下悔山、悔桥遗迹，后被奉为道教之第六十福地。
　　司马承祯门徒甚众，分句容与南岳天台两派，句容之李含光，南岳之薛季昌，均得其真传。
自上述上清派前十二代宗师中，与剡中颇有关连外，其旁系高道如顾欢、吴筠、李白等对剡之关系则尤为密切。
　　顾欢(419—483)，为我国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和理论家。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少贫，乡中有学舍，欢于舍壁后倚听，八岁时即熟诵《孝经》、《诗》、《论语》。及长，尤笃志于学。性至孝，母亡，水浆不入口者六七日，结庐墓次，遂隐不仕，于剡及天台山开馆授徒，四方来归，达数百人。
　　欢好黄老，通解阴阳书，为术数多效验，弟子鲍灵授门前有大树，粗十余围，上聚精魅，数见影，欢书符印树，树即枯死，精不复见。山阴白石村(今新昌大市聚镇白石村，山阴——鳌峰山之阴也)多邪病。村民诉求祈禳，欢往为讲《老子》，并规地作“狱”，俄顷，见狐狸鼋鼍入“狱”者甚多，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问欢，欢问：“家有何书?”答言：“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置病人枕边敬礼自瘥也。”而后病者果愈，人问甚故，答曰：“善穰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瘥也。”(引自民国版《新昌县志》)
顾欢为上清派早期传人，欢深痛杨、许真经散落民间，乃入剡，与朱僧标等四处搜集整理《上清大洞经书》，编纂而成《真迹经》一书。梁陶弘景所著之《真诰》，即是以《真迹经》为底本，经纂改、增益并注释而成(国学大师胡适尝作《陶弘景的真诰考》对此考证颇详)。
　　顾欢为“老子学”之大家，撰有《老子义纲》、《老子义疏》，影响殊为深远。
　　顾欢又为南朝“释道论争”之先驱，他于宋太始三年(467)著“夷夏论”，尊道抑佛，引发一场波及朝野的“释道之争”，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件声振华夏之大事。他对促进佛教中国化，加速佛道两家教义与思想之发展，和儒释道三教鼎立地位之确立，均具有重要作用。
　　顾欢由儒入道，倡导“无欲即圣”思想，司马承祯秉承其说，发展而成“主静去欲，坐忘得道”(《坐忘论》)。对后世之宋明理学具有颇为深刻之影响。
　　《真迹经》与《夷夏论》均著于剡与天台山中。齐永明四年(公元483年)于剡山仙去，后人将其遗蜕，还葬于天台东 岙(今已改名欢岙)，迄今新昌与天台两县民众对顾欢仍追念殊殷。
　　吴筠(约660—778)唐代高道，法号洞阳子，字贞节，华州华阴(今陕西)人，为我国著名道家学者，思想家，在研究道教史及思想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筠少好学，通诸家经典，尤善文辞，举进士不第，其性高洁，不奈流俗，乃入南阳倚帝山隐居多年，闳览古先，遐蹈物表，芝耕云卧，声利不入。后入嵩山依体元先生潘师正传上清经法，苦心钻仰，尽通其术。复从同门冯齐整游，切磋经义，互有所得。开元初(公元713年及少后)筠离嵩山，南游金陵，访道于茅山祖庭，遂栖焉。未几，为探上清宗源，寻找散失遗经，乃入剡择地栖隐。采访民间，颇有所得，且与越中名士常作诗酒之会。一时名声大著，后复东游天台，登临沧海，其所著诗篇，名躁东南。玄宗闻其名，遣使召见，筠进献所著《玄纲论》。帝与之谈道论玄，颇为相契，乃命侍诏翰林。暇时，玄宗问之以道法，筠对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辞蔓说徒费纸扎尔。”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帝王)所当适意。”筠之所陈唯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啄，以达其诚，玄宗深重之(见《新唐书》)。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初入长安，因不求干谒，未得所遇。遂与蜀中故友元丹丘，隐居于终南山中，并同师事于曾受玄宗礼遇的高道胡紫阳。胡师承李含光，为司马承祯再传弟子。白因胡之引荐，得与吴筠相识。吴器李之才，谈经论道，饮酒赋诗，过从甚密。翌年，吴筠不耐京师尘俗喧嚣，上表辞归，玄宗坚留不果，乃准其归宗于茅山。翌年，复隐剡中。开元末(安旗系之于开元二十七年，即公元740年)李白为探访吴筠再度入剡，时白之从侄李良正在杭州刺史任上，得便送白入越。白在剡中与吴筠等作诗酒之会，淹留半年之久。唐天宝初，玄宗再次召筠晋京。筠荐李白于朝，玄宗亦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旧唐书》记曰：“天宝初，(白)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内容同而为时稍晚)。
　　天宝间(742—756)，李林甫、杨国忠用事，纲纪日紊，筠知天下将乱，上书求还，屡表不许，乃诏于岳观别立道院以居之。
　　吴筠亦由儒入道，受顾欢之影响，成为唐代崇道抑佛之中坚，其著作《思还淳赋》中，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风俗等罗列佛教之危害，提出应以道教之威力来消除佛教，“然后人伦可以顺化，神道可以永贞，民俗可以淳厚。”其崇道抑佛之说在当时颇有影响。众沙门嫉其见遇于朝廷，又愤其肆意排佛，遂联同高力士等素事浮屠之辈，共短筠于驾前，玄宗因吴筠仅以纲要形式诠释道家哲学思想，并未论及具体修炼神仙与斋醮仪式，且言谈耿介，不甚迎合其意，亦渐疏之。筠见机，坚请求还茅山，玄宗许之。筠得脱羁縻，欣然南下，归茅山整理上清遗经，养真修道有年。天宝十载，吴筠又东游会稽，归隐剡中。抱一含元，逍遥泉石，把酒自斟，著书立说，求取静中之真趣。
　　天宝十二载(753年)秋，李白与孔巢父等相继避乱入剡，与吴筠诗酒酬和，相得甚欢，于翌年春，始离剡回返。
　　吴筠诗多散失，现《全唐诗》存其遗诗一百十一首，“词理宏通，文采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新唐书》)
　　吴筠对道教理论颇多建树，他一改王远知、潘师正这两代宗师述而不作之弊端，对上清派在理论上之发展，作出极大贡献，成为道教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之人物，主要著述有《玄纲论》、《神仙可学论》与《心目论》，均成道家经典而流传千古。此外尚有《复淳化论》、《形神可固论》、《道释优劣论》、《辨方正惑论》等，今有《宗元先生文集》上中下三卷传世。吴筠还痛斥道教“外丹”学说之流弊，与同门司马承祯倡导仙道内丹学说，开道教炼养长生内丹派之先河。
　　《新昌县志》载，吴筠年一百余岁童颜鹤发，常若三十余。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吴筠在剡中仙去。门下弟子七十余人，传人邰冀元与同门共议，取谥号为“宗元先生”。
　　吴筠虽为我国著名道家学者，然其生平事迹，史料记载颇相抵牾。如《新唐书》与《旧唐书》所载不一，即以同为权德舆所撰之《吴尊师传》与《宗元集序》亦自相矛盾。无论籍贯、师承、奉诏入京时间、入剡与李白等诗酒唱和之时均莫衷一是。笔者拟作《吴筠考》以论证之，于此不赘。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我国浪漫主义伟大诗人，被尊为诗仙。白少时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广览博学，好道行侠。李白是一位终生虔诚信奉道教的诗人，白自称“家本紫阳山，道风未沦落”、“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在出蜀之前，他曾先后隐居于岷山之阳和戴天山以求仙访道，故而在他诗篇中蕴含着深厚的道家文化内涵。白一生中结识道士颇多，然能对其一生构成影响者，仅有司马承祯、吴筠、元丹丘、胡紫阳、贺知章等数人而已。白受司马承祯、吴筠和贺知章等人影响，一生中曾五入剡中。其首次入剡，当是在江陵遇司马承祯后，经其指引而至。
　　开元十年(722)，李白怀“四方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出蜀时间所说不一，《王谱》拟在开元十三年秋，黄锡硅《李太白年谱》拟在十四年秋，郁贤浩推定为十二年秋，而乔长阜则提出应在十年秋，若在十一年之后，李白就不可能在江陵遇司马承祯，故从乔说)。翌年春，李白即在江陵遇见年逾古稀，时为朝廷所重之司马承祯。白得司马承祯知遇，感奋难已，遂作《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记其事，并在序中云：“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在司马承祯之影响下，暂时放弃“已将书剑许明时”之初愿，于苍穹悟，览金陵、游扬州后于开元十三年秋，由扬州乘舟，南下剡中。
　　李白初次入剡历时不久，然还是历遍这一带之山山水水，对会稽、剡中与天台均留下深切美好之印象，成为他终生向往、魂牵梦萦之神仙世界。从此，白即与剡中结成不解之缘。
　　李白第二次入剡约在开元末年之秋天(安旗系之于开元二十七年秋)，时李白之从侄李良正在杭州刺史任上。白再度南游，有《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诗，时良亦动逸兴，送叔乘舟入越，白因之而再入剡中。白此番入剡主要为探访曾在终南山相遇的上淌派高道吴筠。
　　吴筠见白来访，喜出望外。两人不仅能谈经论道，且能诗酒酬和，同气相求，交同莫逆，遂—同隐于剡之谷中。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筠再度应诏赴阙，乃荐李白于朝，俱待诏翰林。白素有“佐君王、济苍生、解世纷、安社稷”之政治抱负。此番应召，正是“大展王佐之才，跃登辅弼之位”之大好时机。然而玄宗并未赏识白之“经时济世之才”，只是视作御用文人，暇时取乐而已。纵然“当廷草诏，王侯趋迎，醉酒长安，名动京师”实不过昙花一现。白在极度失望之中，乞还林下，于天宝三年春，被体面地“赐金还山”。
　　天宝六年(747)暮春，李白为吊知友贺知章，由兖州经梁园，三入剡中。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杭州萧山)人，唐朝诗人，李白应召入京，与贺见面于长安紫极宫，贺见白仪态非凡，惊呼曰：“真谪仙人也。”乃解金貂换酒，与白共醉于市廛之中，此举遂被传为千古佳话。后，白亦以谪仙自居。未几贺以年老乞归林下，玄宗准其所请，饮赐“剡溪一曲”以居之，贺返里后，受道箓，归隐四明，自号“四明狂客”。未几，于天宝三年无疾而终。李白来时，墓木已拱把矣。白忆及“知遇”之恩，又悲无缘谋面，作《对酒忆贺监》以吊之。白又探访吴筠不遇(时吴尚在茅山)，央央而返。
　　李白四次入剡，约在天宝十二载秋，与吴筠复隐剡中。翌年春，白欲返梁园，吴筠以中原将乱，劝其不宜再往，白以安史乃乱贼耳，不足以成大器。乃经会稽而至扬州，直至天宝十四年，白仍滞留于江左一带。
　　至德元年(756)，安史之乱起，长安陷落，玄宗逃蜀，江淮大乱，李白乃五入剡中，欲觅栖隐之地。然山川依旧，人面已非，吴筠亦隐入深山，无从寻觅，白无奈上匡庐与宗氏夫人相聚。第五次入剡，仅给李白留下短暂且痛苦之回忆。
　　李白接受道箓，已成真正之道士，然属何门派则仍无记载，至近代，始有人试从两方面以论证之：
　　一、与李白最具影响力之道家人物如司马承祯、吴筠、胡紫阳、元丹丘、贺知章都是上清派传人，且上清派当时颇为朝廷所重。李白之所以应诏入阙，亦全赖上清派之引荐，故李白不可能舍上清而另投师门。
　　二、李白初入长安，曾与元丹丘、元演，同上终南，师事于胡紫阳，李白于《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中，亦记录胡之传承关系，即李含光得司马承祯真传，为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胡紫阳师承李含光为司马承祯再传弟子，为上清派第十四代传人。李白、元丹丘、元演均师承胡紫阳，则李白等均应为上清派第十五代传人。理清这一关系，李白之五入剡中，数上天台，除了“为爱名人入剡中”之外，当是与上清派不无关联了。
　　在缔造上清派九代宗师中，均与剡中关系殊为密切。马朗、马罕本为剡人自不必说；上清第三代真师许谧至许黄民祖孙三代(加上曾作剡县令之许副则为四代)，许谧之兄许迈(王羲之友人)均与剡结下不解之缘；且《上清大洞真经》之缔造、传布与散失多在剡地及周边毗邻之处；八代宗师孙游岳乃东阳人，与剡近在咫尺；七代宗师陆修静、九代宗师陶弘景搜求上清遗经，亦在句容与剡中两地；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栖隐于天台桐柏，亦往来于剡中，并于此留下第六十福地之遗迹；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曾宋剡搜集上清三洞遗经(天宝四年，含光奉诏搜求遗经，编册上达玄宗复命，含光以楷体书写，以便补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清派历代宗师之外，尚有诸多著名道家人物，其在历史上之声望、地位并不在宗师之下，且有大量著作留传于世，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广，与剡中之关系亦尤为密切。如顾欢、吴筠、李白等。顾欢长期栖隐于剡中与天台，讲学传经，顾所著《夷夏论》引发了第一次中外文化大撞击，其结果是促进了佛教之中国化，道教之“佛道双修化”，导致了儒教的理学化，出现了“以儒治世，以释治心，以道治身”三教融会，功能互补之局面，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又如第十二代传吴筠，来剡寻宗探源，搜求遗经，几度栖隐于此，并终老是乡，关系殊为密切。再如李白，曾五入剡中，曾为剡中写下十多首传世诗篇，其《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晓。由上可知上清派与剡中之渊源，除句容茅山之外，似无他地可及。故特撰此文，以见上清派与剡中关系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