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 明
司马承祯(647—735)，为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唐代名倾朝野的高道。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出身子天潢帝胄，系晋宣帝之弟司马馗之后。祖司马晟仕隋、任亲侍大都督，父司马仁最，唐初任朝散大夫、襄、滑二州长史。“名贤之家，奕代清德”。据引日唐书?隐逸传司马承祯》载：“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陶弘景，上清派第九代宗师，茅山宗创始人)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遂以金根上经，三洞秘篆，许真(许谧，为上清派第三代真师，被尊为许真)行事，陶公微旨尽授于司马承祯。承祯道成，乃辞别师尊，遍游名山，后止天台，栖居玉霄峰修炼成仙之术，自号“天台白云子”或“白云道士”。
公元690年，武则天(624—705)废李旦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她为笼络人心，又耳闻承祯之盛名，于圣历二年(699)召之入京，降手敕以赞美之。在封建社会中，皇权可主宰一切。武则天素崇尚佛教(当出于武则天曾经在佛寺剃度为尼，以及她力图改变李家奉道教为国教之政治目的)，能召请高道司马承祯殊属不易。时武后由挟天子而临朝听政，进而废帝自立、改国号为周，颇受朝野攻讦。而司马承祯为道教之兴衰存亡，毅然奉召奔赴洛阳，不失为明智之举。他在洛阳期间，阐明陶弘景“佛道双修”之说，为则天所重。不久，即上表祈请还山，武则天命麟台监李峤于洛阳之东为其饯行。《新?旧唐书》对此均有所记，唯详略不同而已。而《太平广记?司马承祯》中录《续仙传》记述，有“则天累徵之而不起”之说，与实不附。此为司马承祯第一次应召而下天台。
睿宗(662—716)皇帝在位期间，雅尚道教。对司马承祯颇为敬礼，景云二年(711)敕司马承祯之兄承棉持皇帝亲笔信函，赴天台山召请，并陪同承祯而赴长安。睿宗在信中极力赞美天台山风光秀绝及司马炼师之道德高超，表白求贤若渴及仰慕之忱。录之如下：
敬问天台山司马炼师：惟彼天台，凌于地轴，与四明而蔽日，均八洞而藏云，珠阙玲珑，琪树璀璨，九芝含秀、八桂舒茅，赤城之域斯存，清溪之人攸处。司马炼师德超河上，道迈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独步青云之境。朕初临宝位，久借徵猷，虽尧帝披图，翘心啮缺；轩皇御历，缔想崆峒。缅惟彼怀，宁妨此顾。夏景渐热，妙履和和，思听真言，用祛蒙蔽，朝饮夕伫，迹滞心飞。欲遣使者专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兄往，愿与同来，披叙不遥，先此无恙。故敕。
司马承祯奉敕进宫，睿宗问以阴阳术数之事，请卜前途休咎，承祯正容奏道，此乃异端而非大道，《道德经》云：“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其义为，修道要义要于不断剔除私欲，减少思虑，直至达到妄念全无，返朴归真之境界。他又劝谏睿宗道，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如心想眼见之妄念私欲未能彻底摒弃)、岂复攻乎异端(以阴阳术数等异端之术求吉辟凶)，而增其智虑哉(实在是徒增思虑，与道相违)。睿宗复问“无为”之道可否用来治理国家?承祯复以《道德经》和《周易》晓之曰，治国与修身同理，事物应顺自然而无私，为天下至理。圣人与天地合德，是知天虽不言而有信，不为而后成，“无为”之旨，乃理国之大道也。睿宗深服其言，叹息道，“当年广成子向黄帝所讲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呵。”
司马承祯在京每被睿宗咨询，所答皆深合帝意。睿宗欲委以高位，以辅朝政，承祯固辞不就，坚请回返台岳，睿宗与朝臣一再挽留，挽之最切者为与承祯同为“仙宗十友”之卢藏用。卢早年曾在终南山隐居，以隐逸之高名，被征入朝居要职，见承祯欲还天台，乃指终南山曰：“此间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讽之曰：“以仆所观，乃仕途之捷径耳”。藏用被其点破，面有惭色。“终南捷径”的典故即由是而来。
睿宗见承祯去意已决，乃赐宝琴、霞帔，并赋文送别，深表遗憾，朝中公卿百余人赋诗送行，常侍徐彦伯选上乘之作30余篇，辑成《白云记》，作序行世。是年十月七日，睿宗下诏，于天台桐柏山恢复桐柏观，禁封内四十里毋得樵采，以为禽兽草木生长之地。并为司马承祯大营宫宇，设虚皇像以安羽流。此为司马承祯第二次奉召下山之原委。
唐玄宗(685—762)即帝位后，更崇尚道教。开元九年(721)，玄宗又遣使恭请司马承祯入京，并留于内宫，亲受承祯所授法箓，问以养生延年主事，赏赐甚厚。翌年春，玄宗临幸洛阳，喻司马承祯随驾东行，承祯厌倦都市之喧嚣尘俗，更无意于仕途，遂就近在王屋山筑室静修。开元十一年三月，唐玄宗回辔长安，司马承祯坚请回转天台，玄宗重其坚志高行，作文赋诗送别且赏赐颇厚。其文曰：司马炼师以吐纳余暇，琴书自娱，潇洒白云，超驰元圃。高德可重，暂违萝薜之情；雅志难留，敬顺乔松之意。音尘一绝，俄归葛氏之天台；道术斯成，倾缩长房之地脉。善自珍爱，以保童颜，志之所之，略陈鄙什。既叙前离之意，仍怀别后之资，故遣此书，指不多及。
所赠诗题为《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诗中写道：
紫府水贤士，清溪祖选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闻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馨。
诗文中除赞炼师之高德可重，更叹其雅意难留，情真意切，溢于言表。
承祯回天台后，以玄宗所赐对桐柏观加以整扩：“为虚室以凿户，起层台而垒土，经之、殖之、成之、翼之。纵日月以为光，笼云霞以为色。花散金地，香通元极。”气势尤为恢弘，其所建“天尊之堂”，“昼日有云五色，浮霭其上。”(见唐?崔尚《桐柏观颂序》)。此为司马承祯第三次下山赴长安之概况。
开元十五年(727)，玄宗住洛阳时，又迎请司马承祯赴东都，托言天台山幽远，且炼师年事已高，迎请不便等，让承祯在距洛阳不远之王屋山自选形胜之地，筑坛室以居，并为之题额曰“阳台观”。玄宗据司马承祯奏议，命在五岳各修真君祠，其形制由承祯依道教经典创意。
司马承祯工于篆隶，书法自成—一体，美名“金剪刀书”。玄宗请以三体写《道德经》，承祯刊正文句，以5380字为真本，书写上奏。玄宗出于对司马承祯的崇敬，向其赐赠法器及其他财务，供他修道及调制药饵之需，还让御妹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韬至王屋山，拜承祯为师，修“金箓斋”。
开元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司马承祯羽化于王屋山，享年89岁。其弟子上表启奏朝廷，唐玄宗深为惋惜感叹。下制，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并亲制碑文以示尊崇。
该御制碑除立于王屋山外，亦分立于天台山桐柏观，司马承祯四下天台，终未能回归。
后司马承祯五传弟子杜光庭作《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将司马悔山作为道家第六十福地。其由来为：唐司马承祯隐天台山，唐皇屡召不赴，开元中，被徵至此而悔，因以为名云。
司马悔山所说不一，《浙江通志》云：“山在天台、新昌二境间，不详道里。”《天台方外志》载：“桐柏山在县北廿里，司马悔山在县北十三里，悔桥十五里。”又称：“新昌亦有山，同名”。
《民国新昌县志》司马悔桥条记：“县东四十里，瞪云落马桥，旧传司马子微隐天台山，被征至此而悔，因以为名，窃谓此桥当表而出之，足为处士轻出者之戒”。“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年)蛟水为灾，桥圯，吕发音倡捐重建。”
又《民国新昌县志》司马承祯条载：“……是其一生凡四出四还(原编者按：“原志云则天屡召不起误，唯第四次何时还，史亦未详。”)所云县东仙桂乡悔山、悔桥，但言开元中，当是初次出山。则天时尚出，何必悔。迄今台人争之，谓悔山在台，桥不应在新，不知由台而出，道必由此。……悉齿斤齿斤为”。
综如上述：
一、《浙江通志》唯云在台剡两境间，未详所属。
二、《天台方外志》载，言两县均有是山，非—家所专有。
三、《民国新昌县志》标明悔山在县东40里，且对司马承祯颇有非议：“足为处士轻出者之戒”，又记：“一云落马桥……道光24年，蛟水为灾，桥圯，吕发音侣捐重建。”此条颇有价值，证明“处士轻出”(隐于山林之士轻易被朝廷征召)是要被时人非议的。又道出悔桥另有名为“落马桥”，很可能“落马桥”即原来的桥名。
四、《民国新昌县志》司马承祯条，考订翔实(只是“四出四还”之说有误，四出后即羽化于王屋，未还天台)。所议亦颇有见地，“所云县东仙桂乡，悔山，悔桥，但言开元中，当是(按：“当是”误，应作“岂是”)初次出山，则天时尚出，何必悔?”这段话就说到点子上了。盖因武则天废帝自立，篡改国号，以妇人登上大位。种种行为均被封建社会视为大逆不道；而开元初，玄宗任人唯贤天下大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则天时尚出”开元时又何悔之有者?此则对“悔山”、“悔桥”本身就有怀疑。且考司马承祯有关记载，除六十福地之说外，均不见有奉召出山而悔之说。故而悔山和悔桥的存在就大成问题。那么，杜光庭为什么要制作出这段故事，并定名为六十福地呢?愚意为：杜光庭和司马承祯虽相隔百年之久，但杜的精神思想和立身行事，都是从师祖那里一脉相承的。在他的心目中，司马承祯应该是一块绝无暇疵的完璧。然当时之超人雅士，极有可能对司马承祯之屡召屡出，“身在山林而心向巍阙”会有一些非议(不要说当时，直到近代，还会有人会提出“足为处士轻出者之戒”)。杜光庭对此可能是痛心而又无奈，他为了“为尊者讳”，就有可能编造出，“屡召不赴，既出又悔”的故事来，故事既是编造，也就难免有悖事实而难以自圆其说了。诚然，以上所述亦不过为笔者之推测而己，并无足够的依据去把悔山、悔桥给推翻了，如果真有人将它推翻了，反到是一件大煞风景之事。
清道光时，新昌人陈宁燮，曾著《悔山，悔桥考》，极言悔山与悔桥当均在新昌。言之凿凿，颇能成理。而天台学者则断定悔山、悔桥均在天台境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如今凡名山胜迹，名人遗踪，因地域变动，各地所传不一，争之者颇多，若各能言之成理，两存可也。何必齿斤齿斤而徒费唇舌。然悔山、悔桥，关键在于悔字，这就牵涉到司马承祯因何时而悔，因何人何事而悔，何地而悔?以时而言，司马承祯于大周则天召之不悔，睿宗时朝廷不甚稳定之时而不悔，偏偏于开元初天下大治时悔之，所为何来?于地而言，司马承祯栖居桐柏宫，他不可能未下山即悔，若悔即不必出山，故悔山悔桥不当在天台，亦不可能离天台过于遥远。司马承祯好端端奉召下山，若非遇非常之人，非常之事，端不能使他顿生悔意。其人，只有当时已在剡中为探“上清之宗派，寻三洞之遗经”而栖隐，和司马承祯同为潘师正弟子的吴筠，也只有他才能说得出一番话来，使承祯顿生悔意，也只有他才能使他悔后再奉诏北上而不悖史实。为此，我已于日前写了《道教圣地重阳宫——第十洞天与六十福地》点明此事。现重阳宫已通过法律手段，向国家注册了第十洞天和第六十福地，应当与事实并无多大相悖之处，故再撰文作《司马承祯四度应诏下山兼及悔山、悔桥考》为记。